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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虽说仍在养病之中，但是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他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鼓励大家“出气”。毛泽东说：
“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毛泽东还“推荐”了一个省的办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在会上，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
第25章 “调整大师”（2）
“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还说：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的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刘少奇则说：
我们所以发生了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刘少奇借用湖南农民的话来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七分人祸”，显然是指毛泽东头脑发热所犯的“左”的错误。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经济上的困境，毛泽东又有“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感触，曾点名请陈云讲话。毛泽东显然期望陈云出马来收拾“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恶果。
呼唤陈云出来主持经济工作，这不光是毛泽东的期望，也是中共高层众望所归。薄一波曾用这样的话评价陈云：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内理财的能手，是建国后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务实的，“用90％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10％的时间作决策”。这就是说，陈云同志考虑经济问题，总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充分的调查研究中得来能反映实际情况的确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出发，从可能出发，并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才向中央提出决策性的建议；即使决策要付诸实施了，还要坚持通过试点，注意总结经验，讲究实施决策的方式方法，务求每事必成。
面对毛泽东的热切的目光，陈云却摇摇手，只说了一句：“我对问题还摸得不清，以后再说。”
陈云向来稳健，凡事要三思。当时，陈云确实还要看一看、想一想。所以尽管上上下下在“出气”，在呼唤他重新主持经济工作，他却只听不说。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之后的第2天，即1962年6月8日，陈云在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
陈云说：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还特别强调：
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
“调整大师”说话了
面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乱得像一锅粥的中国经济，陈云在深思着如何加以调整，挽回败局。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6天，陈云终于开口了。陈云这一开口，不是说一句两句，而是一整套，作了长篇报告。
于是，陈云获得“调整大师”之誉。
那是从1962年2月21日起，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开了3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西楼会议”实际上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
当时，形势是严峻的。因为财政部门在“七千人大会”后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反映，1962年的财政赤字高达二三十亿元人民币！
刘少奇用这样的话，形容形势的严峻：
中央工作会议（笔者注：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1962年2月26日——陈云打破近年来的沉默，作了长篇讲话，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陈云把经济的严重困难归结为5个方面：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10亿元左右的物资，却换去了30亿元左右的钞票。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指出，前两个困难是主要的，后三项困难是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就像面对一位危重的病人，陈云开出了处方。他提出了克服困难的6条措施：
一、把10年经济规划（笔者注：指1963至1972年的10年国民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从1960年起，大体上要5年。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10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更加被动。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4000万到5000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笔者注：后来由此出笼了一系列高价商品，如高价烟、酒、糖果、点心以及高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皆为陈云之主意）。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除增加粮食外，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提出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战略思想。
陈云以上海一位医生的话为例：“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400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陈云主张“网开一面”，实行“两条腿走路”，即对商品实行双轨制：
一是平价的，凭证供应；
二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比如，平价的糕点是0。64元钱一斤，高价的是4。5元一斤。由于“网开一面”，使有钱人能买到高价商品，而国家又借助高价商品回笼大量货币。
陈云还总结了经济工作的基点，即：“争取快，准备慢。”
陈云强调：
“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第26章 遭到冷遇（1）
自从“调整大师”出马之后，中国经济渐渐摆脱了困境，陈云的威信也随之上升。他继续因病住在杭州疗养。这时，“左”派们猛烈地攻击他。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在“西楼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在武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1962年2月24日随即一起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的情况，着重汇报了陈云的讲话。
毛泽东对陈云的讲话十分满意，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其实，在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1958年6月10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副组长则为李富春、李先念。可是，由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大跃进”，也就使中央财经小组形同虚设。在庐山会议初期，曾有人提议再请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毛泽东也说“国乱思良将”，有意请陈云出来。可是，随着开始“反右倾”，毛泽东不仅没有把“良将”请出来，甚至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
这时，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碰了壁，陷入困境，他知道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这才不能不又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又请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因此，毛泽东可谓授命陈云于危难之际，企望这位“调整大师”来收拾因“大跃进”而逼近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
陈云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乱糟糟的局面：三年“大跃进”，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
重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于1962年3月7日至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据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秘书的薛暮桥回忆，周恩来在3月8日出席了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又谈了7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长期计划问题。陈云认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因为“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二、“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