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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红旗二号炼焦炉基本上是手工生产，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应该看到，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包括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是不小的，即使能够如期建成，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2/3，其余1/3，即1000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
他又从耐火材料的角度来细算：
关于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全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黏土砖、矽砖、镁砖、高铝砖）420万吨，需要原料（黏土、矽石、镁矿石、高铝砂等）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80％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最后，他算运输账：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运输炼焦煤9000万到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500公里，铺设轻便铁路500公里，增加机车150台，增加车皮1500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在算了以上五个账之后，陈云这才得出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1300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以上的算细账、定指标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这与毛泽东制定钢铁年产量指标的思维方式相对比，可看出截然不同：
毛泽东先是定下的“战略目标”，即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英国的钢铁年产量当时为2000万吨。先是说“15年”赶上，然后说“10年”、“7年”赶上，后来改为“3年”，最后变成“2年是可能的”。定下了这“2年”赶上，于是便要求中国的钢铁产量如此“跃进”，造成了无法实现的高指标。
陈云正相反，他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脚踏实地计算中国现在的铁矿石年产量是多少，焦炭、耐火材料产量是多少，冶炼能力是多大，运输能力又是多大。所以，他算出来的钢铁指标是切实可行的。
一个是先定高指标，然后号召“全民总动员”去实现；
一个是先算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再定切合这一能力的指标。
在“大跃进”遭遇麻烦之后，毛泽东不能不承认，陈云的算法是对的。
仍有人对陈云的报告提出意见，以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
陈云又于1959年5月15日致函毛泽东：
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这样，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
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这一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
第24章 “调整大师”（1）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经济上的困境，毛泽东又有“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感触，曾点名请陈云讲话。毛泽东显然期望陈云出马来收拾“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恶果。
生病不出
在那“大跃进”年月，陈云病了。
陈云在1959年患了冠心病。
笔者在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时，请她详细谈及陈云的身体健康状况……
于若木说，陈云体质不好。于若木用8个字来形容陈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这是因为陈云出生于贫苦农民之家，先天营养就不足。出生后，母亲的奶水不够，陈云主要靠吃米粉长大。这样，造成他的体质从小就差。
陈云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又得了新的感冒。他自己也说，他是一辆“木炭汽车”，开着开着就要出毛病。所以，他平常特别怕感冒，衣服总是比别人多穿。陈云幼年失去双亲，由外祖母抚养，外祖母非常疼爱这个外孙，经常给他用鸡蛋补养身体。由于天天吃鸡蛋，吃得他一吃鸡蛋就恶心，后来发展到一见鸡蛋就恶心，以至一想到鸡蛋就恶心。到了延安之后，由于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鸡蛋，他这才渐渐去除了对于鸡蛋的那种厌恶心理。
到了延安，陈云的生活比较稳定，条件也有了改善。不过，他仍很怕冷，到了冬天，要穿很厚的衣服。由于工作紧张，他抽烟比较多。那时，他的手指头都被香烟熏得呈褐黄色。
他的脸色也不好，苍白。
进了北京之后，生活变得安定。于若木向他反复宣传吸烟的害处，使陈云下决心戒烟。陈云意志力颇强，他下决心戒烟，也就戒掉了长期吸烟的习惯，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反复”。到了晚年，陈云曾说，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自从1952年戒了烟，又遵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吃“斯米当”，陈云很快就开始发胖，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身体比往日好得多。所谓“斯米当”，其实也就是稀奶油。这种“斯米当”很容易消化。每天早餐吃面包，抹“斯米当”和果酱，再喝杯牛奶。
这时，失眠困扰着陈云。因为长期戎马生涯，生活无定，而进入北京之后工作紧张，常常早班接中班，还要加夜班，他不得不长期服用安眠药，而安眠药毕竟有着副作用。
医生和于若木都曾劝他少用安眠药。他说，睡眠第一，吃饭第二，只有睡好才能吃好，才有精神工作。
1959年，陈云得了冠心病，不得不休养了一段时间。从1959年6月到1960年9月，陈云因病在南方休养，有时候住在苏州，有时候住在杭州。于若木为了照料陈云，从北京陪同陈云来到南方。回北京之后，单位发给于若木这15个月积存的工资2208元人民币。遵照陈云的意见，于若木把这2208元人民币全部退回。在陈云看来，于若木陪同他在南方休养，没有在机关上班，就不应该领取工资。
当时在陈云领导下工作的廖季立曾回忆说，在1959年4月的一天晚上，他和国家计委几个干部到陈云家里座谈，陈云“躺在垫着棉被的藤榻上虚心听，虽然他身体不好，但始终全神贯注，一直谈到深夜1时多”。
陈云躺在藤榻上，这表明他确实身体欠佳。可是，他能“一直谈到深夜1时多”，则又表明他尚能正常工作，所患并非重症。
陈云在“大跃进”的喧天锣鼓声中病了。
陈云生病之后，把有关工作交给了李富春。
陈云由于生病，没有出席史称“庐山会议”的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
邓小平也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邓小平也病了，住在北京医院，不能参加庐山会议。
那是因为在1959年五一节傍晚，邓小平在中南海不慎跌倒，右股骨骨折，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治疗。
陈云尽管称病不出，但是他每天坚持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每天坚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此外，《红旗》杂志每期必读。不言而喻，他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动向。
毛泽东“国乱思良将”
中国的政治气候多变。庐山会议起初是反“左”，后来毛泽东急转弯，抓住彭德怀写给他的信，来了个反右倾。
在庐山会议最初的日子里，陈云居然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呢！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通讯秘书”的李锐，后来这么回忆道：
主席在湖南视察时，一路大概同王任重等发表过感想：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这句话随后柯庆施等都知道了）。我这时乘机建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南宁会议”以后，陈云只担任建委主任，历次中央会议很少发言）。二周（笔者注：指周小舟、周惠）当即附议。主席于是向我们讲，“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思念郭嘉。说陈云当总指挥好，陈有长处，也有短处（短处大概是指对群众运动注意不够之类，我的记录本上没有记具体内容）。
毛泽东这样的话，还见诸1959年6月24日王任重的日记。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毛泽东称陈云为“良将”了！
毛泽东还说：
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笔者注：即江青前夫俞启威）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毛泽东这时连连表扬陈云，是由于毛泽东已经尝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苦果。
毛泽东说：
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搞。
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
毛泽东承认：
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
然而，就在毛泽东鼓励大家“出气”，大家纷纷谈论“大跃进”的失误，尤其是彭德怀放了一炮之后，风云变幻。毛泽东无法容忍别人的指责，庐山会议一下子从批“左”转为批右。
谁对“大跃进”有怨言，谁对“三面红旗”有怀疑，都在批判之列。就连李锐本人，也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毛泽东期望陈云收拾乱局
毛泽东曾于1959年岁末之际，修书一封，问候陈云：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
12月30日
就在此后不久，胡乔木亦生病。毛泽东在1961年8月25日致函慰问胡乔木时，曾提及陈云的病况好转：
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云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
尽管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反了“右倾”，要继续“大跃进”，但是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困境，亦即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样一“调整”，实际上就终止了“大跃进”。
尽管陈云因患冠心病而经中共中央批准治疗休养，但是他仍去广西、吉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考察、调查，以求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为了对乱糟糟的中国经济实行“调整”，总结工作中的教训，毛泽东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一会议参加者达7113人，习惯地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陈云虽说仍在养病之中，但是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他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