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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后文将会详述。
陈云回乡调查，曾对乡亲们说：“我喜欢听坏话，坏话其实大部分是老实话。不喜欢听好话，好话很多是奉承话。不善于听坏话，政权靠不住，坏话和怪话不能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相提并论，应当选择对的吸收利用，不对的进行分析解释。不能使人家闭口不讲，让言路阻塞。”
除了4次回老家青浦调查之外，1956年4月，陈云来到跟青浦相邻的上海松江县联民农业社，看望劳动模范、水稻专家陈永康。
陈云在向陈永康了解陈永康所培育的单季晚稻高产名种“老来青”情况之后，提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双季稻能种吗？”
在当时，上海一带能否种双季稻争议颇大，所以陈云特地向这位农民出身的水稻专家请教：
陈永康说：“可以种的，去年我出去看过几个地方，城东洋泾的老农钟顺康种的双季稻，收成比单季稻高，金山县松隐北面的浩光农业社种的一片双季稻，长得也蛮好；我自己在自留地里种小块双季稻，前后两季收900多斤。问题是今年种的面积太多。我们合作社可耕地共4000多亩，要种1600多亩双季稻，季节、劳力、肥料都跟不上。”陈永康毫不掩饰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座其他干部对此也谈了些不同看法。
陈云同志认真地听完大家的发言后带着商讨的口吻问陈永康和干部们：“你们看，怎样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陈永康立即回答：“要种好双季稻，其他农活要早作安排，集中力量抢住季节，如果抢收季节碰到了两三天阴雨天，早稻可能受潮出芽减产，所以，种的面积不宜太大。”
陈云同志对陈永康的直抒己见十分赞赏，他微微点头，表示赞同，随后又详细地询问了粮食征购、种杂粮、养猪和猪肉供应等情况。
陈云除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外，在1956年11月又兼任商业部部长。
1957年1月，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立。陈云任组长。这个小组自1958年6月，改设为中央财经小组。
陈云在1958年9月至1961年1月，又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在20世纪50年代，陈云针对物价、公债和钞票的发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工商联工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其中，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陈云花费了不少精力。
1954年9月，在陈云主持下，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1955年下半年，随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出现了高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进行座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并向他们宣传中共的“赎买政策”。
紧接着，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会上，陈云担任“主角”，作了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新任务”的长篇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草案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这一决议，成为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基本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便是陈云。这一政策的核心是“赎买”：
第一是用赎买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造资产阶级的私有制；
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
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
毛泽东十分赞赏陈云制定的这一赎买政策。
1956年8月22日至9月13日，中共召开七届七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其中有一段谈及陈云，给了陈云颇高的评价。毛泽东说：
“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紧接着，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八大”上，陈云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构想。
陈云提出：
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
由此决定，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
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
应当说，陈云提出的这一构想适合中国的情况。可惜，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中国急剧向“左”转，陈云的这一构想被视为“右倾”，没有得以实现。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举行闭幕式，大会由陈云主持。
在1956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另外，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
这样，中共形成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人领导核心。
陈云还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这时，陈云步入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这个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所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依然分管中国经济。
第22章 稳健踏实（1）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1300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算细账、定指标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就在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不久，处在政治巅峰上的他，便遇到了麻烦。
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向。
社论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还指出，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1958年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
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载有这篇社论的报纸上加了这样的批注：
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来历……
这篇社论，确实是根据195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
“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初，在毛泽东提出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后，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也正因为这样，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毛泽东的“反反冒进”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
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6月一眼就看出《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违反了他的看法，但是他不便马上开展批判。因为那时中共“八大”即将召开，正在大谈反对个人崇拜。他知道，一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