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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成都工作。贺龙将军率部进入成都时，曾前往拜访李安宅和于式玉。他们应贺龙之邀，随军进入西藏，再度在西藏从事藏学研究。
李安宅和于式玉都是学者、教授。于式玉在1969年去世，李安宅在1985年去世。为了纪念这两位学者，四川成立“李安宅、于式玉遗着整理编辑委员会”，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遗着，1990年底已经出齐他们的文集。
由于于若木的大哥、二哥、大姐、大姐夫都是左翼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氛围促使她靠近了左翼。
周小舟引导于若木加入中共
于若木加入中共，则又与进入北平私立两吉女子中学很有关系。
北平两吉女子中学的创办者熊希龄，湖南凤凰县人，光绪年间的进士。他拥护维新，参与变法，提倡新学，是一位进步人士。由于熊希龄是湖南人，聘请了湖南人作为两吉女中的校长，在教师之中，也有不少湖南人。其中有一位国文教师，名唤周怀求，湖南湘潭人，当时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书，来两吉女子中学兼教国文课。他在课堂上讲形势，讲时事，有着明显的进步倾向。他用活页文选作为国文教材，选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文章。于若木认识到这是一位进步的老师，就在作文中抒发进步的思想感情。他当即注意到当时这位名叫于陆华的学生的思想倾向。
这位思想激进的周怀求老师，1935年4月由中共党员杨子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与国民党在南京的谈判，改名周小舟。后来，周小舟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于若木在两吉女子中学念完初中之后，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于若木记得，有一回，她正在女一中的阅览室看报，一位女同学挨着她坐下，悄悄对她说：“于陆华，我认识你的老师周怀求。”
这位女同学，叫郭明秋（原名郭桂英），是女一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于若木才知道，在北平女一中，中共很活跃，郭明秋是中共地下党员。周小舟跟郭明秋很熟，向她介绍了于若木的进步倾向。这样，郭明秋就把于若木列为发展入党的对象。郭明秋把许多“禁书”——进步书籍——悄悄借给于若木阅读。于若木读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等书籍。
不久，郭明秋给了于若木一大沓以“华北武装自卫会”（宋庆龄为会长）名义印发的传单，要她散发。于若木在下课之后，走街串巷，分发了这些宣传品。这样，于若木开始参加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些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学生爱国抗日示威游行，亦即“一二九”运动。郭明秋任全国学联主席，于若木也参加了这一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后，于若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记得，入团仪式是在北平地安门什刹海北岸她大哥家里举行的。
不久，为了便于团结广大青年抗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有着广泛群众性意义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于若木担任北平第一女子中学“民先队”分队队长。在193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代表民先队上级组织与于若木保持经常联系的是李践为，他当时是北平商学院的学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吃紧，于若木和大批南下的学生一起，来到济南。
中共联系人乔彬（解放后曾任广西商业厅厅长）也到了济南，来到于若木家，跟于若木商议前往延安。于是，于若木决定和妹妹于陆琳一起前往延安。
当时，于若木只有18岁，而于陆琳只有16岁！
最初，只是于若木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抗日工作，父亲同意了。父亲让于若木到淄博老家去，向母亲告别。这时候，于陆琳知道了，就对姐姐说，你怎么不跟我讲？于陆琳向父亲提出，要跟姐姐一起走，父亲摇头了。父亲说，你们都走了，将来还有没有人给我们送终？
不过，父亲毕竟是开明的，最后，还是同意于陆琳跟姐姐一起走。
于陆琳和姐姐于若木在淄博向母亲告别，只是没有把真情告诉母亲。她俩在淄博老家只住了一夜，就回到济南。不过，到了济南没有住到家中，生怕父亲改变主意，不让她们出走。她们住到济南的“平津流亡同学会”，准备启程。
这时，于陆琳的二哥于道源从北平回到济南，也住在“平津流亡同学会”，要跟她们一起去延安。
于陆琳记得，父亲有一回来到“平津流亡同学会”，找到她们的二哥。她们见到父亲来了，赶紧躲了起来。那时父亲低着头走路，没有发觉她们。
其实，尽管父亲舍不得儿女们离开身边，但他还是深明大义的。后来，父亲亲自送他们到济南火车站，直到火车远去，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新近在北京集邮市场上所发现的于若木1939年5月28日从延安写给大哥于道泉的信中，十分真实地讲述了于若木带着妹妹离开山东老家的经过：
大哥：
意外地接到你给我们的信，给我们不少高兴和安慰。知道了你的确实的消息，知道被占区的母亲哥哥尚在照顾着。
自从前年接到你一封说要参加比国考察的信以后这是接到你的第二封信。这中间很少知道你的消息，因此虽然想到应该写信给你报告我们的情形，但恐原地址寄不到因此迟迟未写信。
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使得培新、紫薇和我三个未经世故的无知的孩子都离开了家。
不，不只我们，多少比我们更幼小的孩子过着流亡无靠的生活。这里应当说明我们之四散飘零非你对我们不负责任造成的“罪”，也非“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所造成的“福”，而是在民族战争大浪潮中造成的必然结果。
第16章 延安岁月（5）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回到了济南，跟着战线也逼近了济南。我们三个向父亲共同提出要求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当时父亲未加反对。但是，这件事在他脑筋里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便觉得大大的不妥当。他反对的理由：（一）是我们小孩子出去做不了事，同时，战争的环境，复杂的社会对于女孩子是多么不利和危险。（二）中国不能只需要抗战的工作，将来还需要一批会做建设工作的人。我们应该在家里埋头念几年书将来为国家做教育事业，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说我们不服便加上骂：“咱们村子上我还找不出第二家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想出去当兵！”骂我：“你自己要走还不算，还要把你妹妹带走，你来到家里把家里的人都联合联合蒙走了吧？你还留一个给你娘送终不？”我听到这些话时，很想让妹妹留在家里，但是妹妹坚决跟我出来。父亲对培新管松些，因为是“隔了一辈的人”。
结果父亲让我们回老家，让培新种庄稼地，我和紫薇帮母亲做些事。如果我们一定要走，那时他不负责，是从母亲手里走的，将来母亲也不会怨。
我们既打定主意出来，便听从了父亲的命令回到临淄，在临离家之前回家看看母亲是应该的，同时从母亲那里出来也较容易些。回到临淄住了一夜便骗母亲说济南学校就要开学，我可以借读去，第二天一清早便走了。到济南住在“平津流亡同学会”，预备等车南下。
培新随29军军管训练班先我们南下。
不久二哥从北平脱险到济，与他同路南下。他到临大，我们来西北。我们是这样从家里走出来的。
四妹来到西北学了一年日文，能读书报及会话，现在工作。我来到这里从1937年11月起到现在都是在学习，大概还要学5个月的样子。
在这儿学了半年虽然常常觉得自己进步很慢，但与未来西北之前比较起来是多知道了不少东西，对革命的基本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过去只知道革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产生革命及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便不知道了，学了政治经济学对这些有了初步的认识。
据于若木回忆，当时大批的平津流亡同学集中在他父亲创办的山东第一师范，分批去延安。她记得当时李昌也在那里。她和妹妹于陆琳一起，在乔彬的带领下，从济南奔赴延安。
同行的还有陆平。陆平是笔者所熟悉的，因为他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笔者正在北京大学求学。
于若木强调说，她离开山东时，乔彬从中共山东省委给她开具了一封组织介绍信，这一点在当时极为重要。有了这封组织介绍信，她一路上得到中共各地组织的帮助，很顺利地到达西安。
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有组织介绍信，于若木马上被安排搭乘一辆装棉被的卡车前往延安。棉被堆得老高老高的，18岁的于若木就坐在棉被顶上。还好，那时还不算太冷。
于陆琳记得，1937年10月到达延安时，她和姐姐一起被安排住在招待所。住在对面房间里的是陈伯达，当时，陈伯达带着夫人、儿子刚来到延安。
到了延安，于若木便持中共山东省委介绍信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她后来才知道，那封介绍信很被看重。因为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中共地下党员不少，但是很多人限于当时的环境，没有带组织介绍信，这样在进入延安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要对这些党员进行必要的审查。于若木由于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表明她历史清楚，所以颇得组织的信任。
于若木记得，她到陕北公学那天，正好遇到前来报到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
到延安后，她改名于若木。“若木”是她自己取的。笔者问起“若木”的含义，她说，那是在她从济南出发前，找了本《辞源》，从《辞源》上选了这个名字。“若木”出自《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若木，按《山海经》解说，是一种“青叶赤花”之树，长在“日所入处”。她的父亲从小给她讲解《楚辞》，所以她喜欢《楚辞》，取了“若木”这个名字。
在报到之后，于陆琳和于若木一起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7月底，第一任校长兼党组书记是成仿吾。校址最初设在延安东门外的清凉山下，不久迁往杨家湾。
于陆琳记得，她和姐姐于若木分在同一个队里——5队。这个队一共13个女生，于陆琳的年纪最小，被大家笑称为“十三妹”。当时，在这个队里，除了于若木两姐妹之外，还有卓琳三姐妹。后来，卓琳成为邓小平夫人。吴亮平夫人三姐妹也在这个队。
于若木在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就被派去护理陈云。其中的原因之一，便由于她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被视为在政治上很可靠，符合“老实可靠”的条件。
于若木在那封写给大哥的信中，这么写及四妹于陆琳：“四妹来到西北学了一年日语，能读书报及会话，现在工作。”
学习日语，是为了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这是一项在当时极为机密的工作，于陆琳能够从事这项工作，表明组织上对她的充分信任。
于陆琳在给大哥的那封信中，也这么写道：
我们现在都很好，也许比你想象的更好些。虽然都离了家并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