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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云、滕代远等率几十辆汽车，带着大批的生活用品来到星星峡。陈云同李先念等紧紧握手。
看到西路军战士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陈云非常难过。他大声地对这些九死一生的战友说：“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说，你们先给我执行两项任务：第一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陈云把从迪化带来的物资分给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件衬衣、一双皮靴、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羊肉，苏联的纸烟和白糖”。陈云还发电报请盛世才再空运一批物资。盛世才答应了，两次派飞机空投衣物、粮食、枪支、弹药。这样，聚集在星星峡的西路军400多名指战员装备一新。5月4日，西路军坐上大卡车。5月7日，西路军在迪化一个尚未启用的纺织厂工人宿舍里住下。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终于在中国西北得以保存。
陈云还在新疆组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航空队。1986年2月9日，陈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着的《天山风云录》一书题写了书名。这本书便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组建第一支航空队的历史。
陈云在新疆工作了半年。后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发接替陈云在新疆的工作。
这样，当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之际，陈云便搭王明、康生的飞机，同机抵达延安。
第12章 延安岁月（1）
陈云用12个字、4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12个字，分成4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云回到延安不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便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于陈云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9人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
另外，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城内西山半山腰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办公。这座四合院有三孔窑洞，两间平房。陈云这个南方人，头一回住进了窑洞。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为李富春。整个组织部，在那时只有十几个干部。组织部设有秘书处，秘书长为邓洁。组织部干部科的科长为王鹤寿。
陈云的小女儿陈伟兰回忆说，父亲陈云有一种很善于识别人的眼光：“他只要跟这个人谈三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适合搞什么工作。”陈云具备这样独到的眼光，使他很适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就在这时，陈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持毛泽东呢，还是支持王明？
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俨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颐指气使，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陈云虽然跟王明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多，但他并不支持王明。
陈云在回到延安之后，是相当谨慎的。尽管陈云在莫斯科多次见到过斯大林，跟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也很熟悉，但是他绝无王明那种“钦差大臣”的派头，很尊重毛泽东。
1938年武汉失守前，王明曾写信要陈云去汉口，陈云拒绝了。不久，博古回延安，陈云对博古说：“王明应回延安与毛主席一起工作。”博古说：“王明讲，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人数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的多，延安发电不应用中央书记处名义。”陈云当即报告了毛泽东。以后，中央给长江局的电报就不用书记处名义，改用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共同署名，即“毛、洛、康、陈”。
1941年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王明的错误时，陈云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陈云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我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但对他武汉时期的许多做法不同意。陈云也检讨了自己，是20世纪30年代王明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之一，应负一定责任”。
1942年元旦，陈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当时，从四面八方，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这些人一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接受组织审查。所以，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担负着非常繁重却又异常重要的任务。
陈云曾这么说及当年各界奔赴延安的盛况，也说起了各色人等纷来延安所造成的“复杂”局面：
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6天，学生也只有6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1万多个学生。1万个跟6个比一比，相差多少？
所以我说10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75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行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
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6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
陈云于1938年9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论干部政策”的演讲。这一演讲，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陈云对于组织工作的见解。
陈云的演讲，明明白白，思路清楚。陈云说：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陈云用12个字、4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12个字，分成4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的12个字、4句话的意思是：
了解人，就是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分析其本质好坏，用其所长。陈云说，分配干部时往往能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明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到别人坏的多，看好的少；使用干部也有这种情形，今天看他表现好点就把他抬上天，明天表现得差点就一下打到地下去。对于一个人没有基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用人要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挥，短处得到克服。
气量大，就是必须善于用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陈云说，孙中山领导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气量大，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如果怕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革命一定不会成功。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
用得好，就是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陈云说，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要人敢做事，就不要怕下级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爱护人，就是要做到：提拔干部时要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提拔后要多方帮助；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解决；对关系干部政治生命的问题处理起来要很郑重很谨慎；对干部要实事求是，不要“抬轿子”。
陈云的讲话，反映出他能够很辨证地看待当时组织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比如，当时发展中共党员，怕发展那些“有胡子”的，以为这样的人“背景复杂”。
陈云很直率，以自己为例，加以说明：
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
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
陈云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他能够记住的干部名字不下3000。陈云还调阅了大量的干部档案，对于党内干部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需要重新起用许多干部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常征询老部长陈云的意见，称他是“活字典”。
做干部工作要“不怕麻烦”
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亲自处理许多复杂的干部历史问题。
陈云不断收到一封封“上诉书”，他总是一一认真处理、答复。也常常有“不速之客”，不顾卫兵的劝阻，闯进陈云的窑洞，向陈云当面“上诉”……
陈云曾很坦率地说起面对“不速之客”的感受：
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
陈云很认真地处理一起起干部问题。其中有一起“复杂”问题，陈云是这样处理的：
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轻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惊异得哭起来。
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
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刘家栋自1938年5月起担任他的秘书，成了陈云的第一任秘书——在此之前，陈云没有秘书。
据刘家栋回忆，那男的叫丁秀，解放后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那女的则是北平女师大附中的学生。
陈云约他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