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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殿镇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两名红军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要他护送陈云出川。
当时，陈云就住在灵关殿小学。当席懋昭来到陈云住处，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陈梁是四川冕宁县中共沙坝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殿镇，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陈云的“身份”有两种：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有时也可以把陈云说成是到川西的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席懋昭在荥经县工作过，对那一带很熟悉。
为了确保陈云能够顺利“过关”，中央纵队红军的指挥员根据席懋昭的建议略施妙计，以给陈云一道“护身符”。
当天，陈云一行在细雨中离开灵关殿小学，踏上征途。就在他们走出灵关殿镇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个满身是泥水的30多岁的男子急急忙忙从后面追了上来。席懋昭认得此人，大声喊道：“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顶头上司、天全县教育局长熊某人。他作为国民党官员，在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被抓。这天，他从县城被押解到灵关殿镇，红军“一不小心”，被他逃脱——逃脱的时间，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刚刚离开灵关殿镇的时候。熊某人的家在荥经县，他是荥经县的地主，红军料定他会从灵关殿镇逃往荥经县，在山路上与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长介绍陈梁说，是他冕宁的远房亲戚。接着又介绍了“收账先生”，说是做药材生意的商人（席懋昭随机应变，由于熊某人是天全县教育局长，倘若把陈云说成小学教员，容易“露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梅老二”（当地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代称），结伙从山路逃往荥经县的。
那位熊局长信以为真，也就跟他们三人同行。一路上遇见民团设置的哨卡，见到熊局长，民团一边点头哈腰，一边连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翌日，陈云一行顺利到达荥经县城，这天恰巧是陈云30岁生日。陈云出生于1905年6月13日，当天正是他的“而立之年”。
毕竟是“患难之交”，熊局长热情地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难却，陈云等在他家住了一晚，毕竟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进发。
就这样，走了五六天，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陈云一行来到了成都。
成都风声甚紧，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坐镇成都，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蒋介石从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镇150多天，发誓要全歼红军于四川。就在陈云到达成都的前几天——1935年6月14日——蒋介石还在成都发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实行保甲制，提出“编组保甲，清查户口”，以“追堵”红军于长征途中。
进入成都时，陈云为了减小目标，与席懋昭、陈梁分头活动。
陈云单独前往联络点——美丰银行——找到董事胡公着先生，出示了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胡公着先生乃是刘伯承好友，当即招待陈云住下。
陈云还交给胡公着先生一张文稿，请他派人于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文稿上《廖家骏启事》是事先拟好的：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是陈云与周恩来约好的联络暗号，倘若在《新新新闻》上看见《廖家骏启事》，就表明陈云已经顺利抵达成都。
陈云不敢在成都久留，住了一晚，便与席懋昭、陈梁在约定的地点会合，结伴从成都乘长途汽车前往重庆。
在重庆，陈云这位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真的来到一家药铺，向店主出示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热情接待。原来，这位店主就是刘伯承的弟弟。
刘伯承弟弟家是在重庆较场口附近的大户人家，那里叫“十八梯坎”——也就是18层台阶的意思。陈云一行在刘伯承弟弟家得到很好的休息。
几天之后，刘伯承弟弟为陈云买到从重庆到上海的船票。陈云在朝天门码头与席懋昭、陈梁告别，只身东去上海。
陈云在席懋昭、陈梁的护送下，居然长驱700多公里，穿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圈，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
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过程也颇为曲折，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就是根据这一内容，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
在上海重逢潘汉年
一路风险，陈云于1935年6月底到达上海。
据当年从无锡赶往上海掩护陈云的孙诗圃回忆，陈云到了上海之后，住进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馆，那里离苏州河不远。
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陈云一时没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因为他翻阅报纸，发现公开声明脱党的叛徒名单中有70多人认识自己。
据陈云之子陈元回忆，当时陈云曾经被国民党特务认出：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座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一天要找你算账！陈云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
陈云打电话给当时担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请章乃器转告章秋阳，约他见面。
章乃器这人，曾两次名震中国：一是1936年11月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二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反右派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其实，章乃器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并曾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
据《七君子传》载：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给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次杨汇来6000元巨款，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将存款转移，结清账户。国民党查到银行，一无所获。党的经费安然无恙，郑文利亦避免了一场灾祸。
又据路易·艾黎回忆，他曾经手把一笔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带到上海，交给宋庆龄，凑足1万元，由章乃器以银行的名义汇给了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刘鼎。这笔钱，后来被刘鼎派了很重要的用场。
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又名章郁庵，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和陈云一起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与陈云颇熟。
章秋阳离开商务印书馆之后，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身份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他曾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换成钞票，作为中共经费使用。
陈云通过章乃器，与章秋阳联系上了。
于是，章秋阳立即把陈云从上海新永安旅馆转移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358弄尚贤坊21号。
当时，在无锡以新监书记员为公开身份的孙诗圃，奉中共组织之命来到上海，和章秋阳接上了头。
第10章 四处奔波（2）
据孙诗圃回忆，章秋阳曾考虑把陈云转移到无锡，以求更加安全。这是因为孙诗圃和无锡新监主管邢源堂交情很深，可以借这个关系掩护陈云。于是，孙诗圃回到无锡，对邢源堂说，有个姓李的朋友在交易所里亏了几千元，为了筹款还债，到无锡避一下风头。邢源堂答应给“李先生”安排食宿。
当孙诗圃再次来到上海，章秋阳又改变了计划，决定陈云仍留在上海，因为陈云急于要与先期来沪的潘汉年接头。
这样，经陈云同意，章秋阳把陈云从尚贤坊转移到上海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111号唐文云家中。唐文云是章秋阳的妻子，当时在华商证券交易所工作。
后来，陈云再度转移。章秋阳把陈云安排在上海北京路靠近浙江路的一家钢铁商店楼上，每天由唐文云的幼子俞三元，给陈云送来三餐和报纸。
陈云终于按照事先的约定，秘密地与潘汉年的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和表妹吕鉴莹接头。
潘企之把陈云来沪的消息告诉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部长董健吾、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以及潘汉年。
陈云和潘汉年在上海重逢了！
从董健吾和浦化人那里，陈云得知，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另外，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在上海也遭逮捕，因此在上海已无法跟共产国际进行联系。
这样，陈云和潘汉年决定赴苏联，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遵义会议以及红军的情况。
在莫斯科争得斯大林的支持
陈云在上海秘密会见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请求她帮助安排赴苏。
宋庆龄安排陈云搭乘一艘苏联货轮，由潘企之护送。与陈云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还有何叔衡的女儿何实楚。
这样，陈云一行于1935年8月5日离沪赴苏联。
这是陈云第一次出国。
潘汉年没有和陈云同行。因为担心万一遇上麻烦，两人同遭不测，就无法完成肩负的重大使命——他俩分头来沪，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陈云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之后，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
潘汉年则于1935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严朴与潘汉年同行。
严朴乃严慰冰之父，严慰冰乃陆定一夫人。在严慰冰所写的《严朴生平》中曾提及严、潘二人这次苏联之行：
1935年秋末（笔者注：“秋末”有误），严朴与潘汉年由上海乘船赴苏联。
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十月革命节。那天晚上，他第二次见到斯大林。
据严朴次女严昭告诉笔者，陈云与严朴友谊甚笃。所以，当严朴于1949年6月5日病故时，陈云亲自为他写了《严朴同志传略》，发表于1949年6月9日的《人民日报》……
1935年8月20日，陈云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