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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史威逊要是不把雨来下，难保事情有变化，稀里又哗啦。”
“是首好诗。”
“我瞎编的。”
她又笑了出来，随后睡意迷蒙地抬起头。“可是，德克斯？”
“怎么，爱姆？”
“如果今天不下雨呢？”
“嘿。”
“你一会儿要做什么？”
告诉她你会很忙。
“没什么事做。”他说道。
“那咱们要不要做些什么？我是说，我和你。”
等她睡着了就溜吧。
“哦，好好，”他说道，“咱们做点什么吧。”
她的脑袋再次砸进了枕头。“崭新的一天。”她喃喃道。
“崭新的一天。”
第一部分 1989年7月15日（1）
星期六
伍尔弗汉普顿和罗马
回归现实
伍尔弗汉普顿
斯托克花园综合中学
女更衣室
1989年7月15日
你好，美人儿。
近来如何？罗马怎么样？永恒之城当然错不了，而我已经身在伍尔弗汉普顿，虽只过去两天，却好似一段漫长的岁月（好在发现此地的必胜客非常美味，真的）。
上次和你见面后，我便决定接受长锤联合剧团的那份工作（我跟你提过）。过去的四个月我们一直在为新剧《惨烈的货物》作策划、排练，以及巡演。这是一项大制作，由艺术委员会赞助，它通过故事、民歌和震撼人心的哑剧表演展现当年的奴隶贸易。我在信里附了一张未经修饰的剧照，你看它有多精彩。
《惨烈的货物》是一出“寓教戏”（边看戏边接受教育的意思），观众群为十一到十三岁的孩子。它义愤填膺地向孩子们灌输奴隶制度是“坏东西”的思想。我饰演的角色叫莉迪娅，嗯，是的，的确算是“领衔主演”。她是邪恶的奥巴蒂亚·格里姆先生的女儿，一个娇生惯养的虚荣女孩。听她爸的名字就不像是个好人吧？全剧最震撼的时刻是，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漂亮物件、衣裙（伸手指裙子）和珠宝（相似的动作）原来都是用人的血汗换来的（抽泣），我感到自己肮脏（盯着双手，好似看到了淋淋鲜血），来自灵—魂的肮脏。非常有气势的一段，可惜昨晚几个孩子往我脑袋上砸了麦提莎巧克力，把这么好的戏给毁了。
不过说正经的，其实它不至于像我形容的那么糟，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冷嘲热讽的，多半是自我保护意识作祟。其实小观众们的反应良好—那些没扔东西的孩子都觉得不错。我们还在学校里开设了相关的讨论课，这一活动实在是相当令人振奋。孩子们对文化传统的了解之少让人惊愕。即便是西印度群岛人的后裔，对自己的根也知之甚少。写这些事情我是乐在其中的，它们让我得以认识不少其他戏剧和事物。所以，纵使你以为我做这些是在浪费时间，我还是觉得值得。德克斯，我由衷地认为我们真的可以有所作为，有所革新。我是说，德国三十年代建立了众多激进剧场，瞧瞧现在它们的斐然成绩。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西米德兰区消除肤色歧视，哪怕一次只能影响一个孩子。
本剧有四个角色。夸梅饰演高尚的奴隶，剧中我们是小姐和仆人，但在剧外相处得还不错（只是有一次我让他帮我从咖啡店带一包薯条时，他看我的眼神好像受到我压迫）。他工作态度端正、认真，只不过排练时也哭得很投入，我以为这就有点过了。他是个泪人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在剧里，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性吸引，不过此处生活和艺术又完全是两码事。
希德扮演我邪恶的爸爸奥巴蒂亚。我可以想见你整个童年都泡在美得要死的甘菊花大草坪上玩法式板球，从来也不会接触任何有失地位的事，比如看电视之类的。可你知道吗，希德曾经因出演警匪剧《都市巡警》而颇有名气，所以对于自己沦落到这个剧组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断然拒绝表演哑剧，似乎那样一来就会遭到某样子虚乌有的东西从下面窥视他。而且他开口闭口“当初我拍电视剧的时候”，实则是在说“当初我过开心日子的时候”。他还会在脸盆里撒尿。另外，他穿的涤纶裤子也很恐怖—免洗，“抹一把”就干净。他常吃的则是加油站里卖的牛肉饼。我和夸梅都觉得他私下其实就是个种族主义者，撇开这些，他便是个可爱的男人，真的很可爱。
第一部分 1989年7月15日（2）
另一位是糖糖，啊，糖糖。你会喜欢这个人如其名的糖糖。她扮演无耻的女仆，还要反串一位农场主和威廉·威伯福斯爵士。她脱俗而美丽，而且绝对是个贱人，尽管我对这个词很不以为然。她会反复地问我的实际年龄，说我面色憔悴，又或者告诉我一副隐形眼镜会让我变得多漂亮，这倒是叫我神往的。她的言行急切地表明她当前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换得一张专业演员的资格卡，同时等待某位好莱坞制片人的垂青。这伯乐想必是专程来达德利区发掘“寓教戏”天才的。唉，演戏真不是什么正经事，对吗？我们创办“长联团”（长锤联合剧团）的出发点，的确是打造一个积极进步的演出团体，而且要杜绝“自恋、邀名、追求上镜、再自恋、炫耀”的歪风邪气，专心地推出优秀、振奋、融入政治理念的原创作品。你大概会觉得这些都无聊愚蠢，然而这的确是我们想做的。一个民主、平等的集体也免不了出问题：忍受希德和糖糖的闲言闲语。他们若能演好戏我倒也可以不去计较，但糖糖的北英格兰口音真是没救了，听起来就跟她中了风似的。她还喜欢穿着内衣做瑜伽热身活动。这一定吊起你的胃口了，对吧？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穿着吊带丝袜和紧身胸衣膜拜太阳的。一定哪儿有问题，是不是？这个时候可怜的希德会正吃咖喱牛肉片，见此光景必定忘了动嘴。终于要上台，糖糖穿戴好登台，大多会引来台下某个孩子吹口哨起哄。演出过后上了小型巴士，她又会为此装出一副备受侮辱的女权主义者的姿态。“我讨厌他们以貌取人，从小到大我精致的脸蛋、紧实的身材就一直被人盯着看。”她边说边调整吊袜带，好像说的是什么重大政治议题，倒像我们应该在街头剧场上演政治教育片，展示受大乳房困扰的妇女的境遇。我是不是有点粗俗？听完你有没有爱上她？等你回来也许我会介绍你们认识。我这会儿都能想象出你的样子，紧收着下巴打量着她，一边撮弄着嘴唇询问她的事—业。也许我到底不会这么做……
瘦削的加里·纳特金匆匆走进来，爱玛·莫利立刻翻过信纸。又到了这位长锤联合剧团导演兼联合创始人发表演出前动员讲话的时候了。化妆室男女合用，其实不过是内城区一所综合中学的女更衣室，即使是周末，这里依旧弥漫着熟悉的校园气味：荷尔蒙、粉红液体皂、发霉的毛巾。
加里·纳特金在门口清了清嗓子。他面色苍白，脸上还有剃刀的刮伤，黑色衬衫的领扣紧紧地扣着。此人的个人风格、面貌像极了乔治·奥威尔。“今晚来的人不少啊！五成上座率，很不错了，尤其是考虑到……”然而他没有往下说，也许是被糖糖分散了注意力。身穿印着圆点连身衣的她正在练习髋部转动。“咱们就给他们演一场好戏，伙计们。让他们喜欢死！”
“我也想让他们喜欢死，”希德抱怨，“可惜都是些脑子不开窍的小畜生。”
“保持积极状态，希德，拜托你了，好吗？”糖糖长吐一口气，压抑着恳求道。
加里接着说：“记住，保持新鲜感，要入戏，要生动，台词永远要像是第一次念。最重要的是，千万别怕观众，也别受他们的刺激。互动能产生精彩，恶性的报复刚好相反。别被他们惹恼了，别让他们觉得自己得逞了。还有十五分钟，各就各位！”加里说罢像个狱卒般带上化妆间的门离去。
第一部分 1989年7月15日（3）
而希德开始做起了晚间热身活动，诵经似的念叨“我—恨—这份—工—作”。夸梅坐在他身后，打着赤膊，穿着条褴褛的裤子，手交叉夹在腋下，头颈后仰，似乎在冥想，又像是努力克制着不要哭出来。爱玛的左侧，糖糖轻声用女高音唱着《悲惨世界》里的歌，一边修剪着脚趾—已在十八年的芭蕾舞生涯中塑成了锤头形状。爱玛转过身，背对着破镜中的影子，将连衣裙的蓬松袖子打理得鼓起来，然后摘下眼镜，发出一声简·奥斯丁式的叹息。
过去的一年错误连连，净是糟糕的选择、搁浅的计划。先是在一个女子乐队做贝司手，乐队的称谓从“咽喉”，到“六人屠宰团”，再到“劣质饼干”—名称尚且不定，音乐风格就更别提了。然后在一家门可罗雀的另类夜总会干了一阵。然后是写小说，第一部搁置了，第二部也一样。又做了几份暑期工作，向观光客推销羊绒衫和苏格兰格子呢。在最低谷时，选修了一门杂技课，又是半途而废。空中飞人的技艺不是她的出口。
连无孔不入的单曲《第二个爱之夏》听起来也满是忧郁和失落，曾钟爱的爱丁堡也开始让她厌烦而压抑。她仍住在大学城里，感觉就像一场派对后曲终人散，留她独守。于是十月，她撇下兰基勒街的公寓，搬回家同父母度过了一个漫长、忧愁、潮湿的冬季。那期间，顶撞、负气摔门、午后的电视节目令整幢房子似乎无比狭小。“你不是有优等双学位嘛！派什么用的？”母亲每天都这样问她，似乎这学位是项超能力，而她却偏偏顽固地拒绝利用。她的妹妹玛丽安是位护士，婚姻美满，刚生下宝宝。晚上她时常过来，为的不过是在爸妈的宠儿面前幸灾乐祸一番。
德克斯特·梅休会不时地在心头浮现。毕业以后的那个夏季，暑气犹存的最后几天，她待在他家—牛津郡的一幢华美的房子。在她眼里，那简直是豪宅。气势宏伟，一九二○年代的风格，配之以年代久远的褪色地毯和抽象派油画，以及加了冰块的饮料。他们曾在药草飘香的后院度过漫长而倦怠的一天，相伴左右的是游泳池和网球场：以往所见，都是由当地政府建造，而那一天，她开了眼界。坐在藤椅上喝着金汤尼欣赏眼前景物，她想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她当然是把事情搞砸了。过分紧张又在晚餐上多喝了几杯，吼了德克斯特的父亲，一位通情达理的儒雅男子，就为了尼加拉瓜。而其间德克斯特一直用温情而失望的眼神凝视着她，就像望着一只在地毯上便溺的小狗。她真的坐在他家的餐桌前，却称他的父亲是个法西斯？当晚她躺在客房里，神思恍惚，心存懊悔，盼着敲门声响起，结果当然没有如愿：浪漫的欢会成了泡影，就因为她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而谁又会因此感激她？
四月在伦敦，他们在共同的朋友卡勒姆的二十三岁生日派对上又见了一面。次日一整天，他们俩在肯辛顿花园共同度过，对着瓶口大口喝酒，谈天说地。她显然已经得到了原谅，然而他们的关系也就此定于亲密而又恼人的友谊，至少让她颇为恼怒。当时他们躺在春天的草地上，两人的手几乎相触，他却谈起了洛拉，一位在比利牛斯山滑雪时相识的西班牙佳丽。
此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