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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年10月13日，皮埃尔的一位名叫高培尔·拉瓦依斯的朋友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劝说皮埃尔和马克·安东尼放弃胡格诺教，改信天主教。不过这天他不是为这事而来的，他的家人都到乡下度假去了，他是来这里散散心的。卡拉夫妇热情招待儿子的朋友，并留他一起吃晚饭。卡拉在店铺关门后便陪客人吃饭，女仆让娜仍在厨房里忙于做菜。饭桌上话题沉闷，缺少朋友光临的欢乐气氛。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卡拉试图把话题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上，他提到了维尔饭店最近改建的一些趣闻。坐在饭桌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马克·安东尼听到提起维尔饭店，便马上来了热情，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一些他自鸣得意的见解。他的弟弟皮埃尔很看不惯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嘲笑他是不懂装懂，故弄玄虚。马克·安东尼颇感不快，当女仆让娜为客人端上甜点心时，他借故离开了餐桌。
因有客人在家，卡拉夫妇没有介意大儿子的不快。再说他们也了解这位儿子的古怪脾气，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吃完饭后，他们和皮埃尔继续陪客人喝咖啡，晚上9点多钟，客人拉瓦依斯起身告辞了，女主人要皮埃尔送客人下楼。皮埃尔走到楼下，吃惊地发现店铺的大门洞开，他以为屋里进了小偷，赶紧走进柜台内点上蜡烛，烛光下的景象使他惊呆了：哥哥马克·安东尼居然吊在折门框上！他慌忙地尖叫起来，卡拉夫妇和拉瓦依斯也应声而来，他们一边割断绳子把马克·安东尼放下来，一边喊来医生进行紧急抢救，但由于为时太晚，谁也不能使马克·安东尼起死回生了。
开始，约翰·卡拉还以为他的儿子是被人谋杀的，当他确信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是自杀时，他恳求皮埃尔及其朋友为了自己家庭和死者的名誉不要向外人透露事情真相，因为天主教的法律是严禁自杀的。他一心只考虑到活着儿女的前途，却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厄运正在向自己扑来。
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们挤满了他的店铺，这时，有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乘机造谣中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诬蔑说，马克·安东尼肯定是被他的亲生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是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允许他改教的。他们立即请来警察，逮捕了卡拉一家和拉瓦依斯。
其实，胡格诺教从来就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狂热的天主教分子的指控完全是空穴来风，蓄意为人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了解卡拉一家的人都向当局证明，约翰·卡拉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父亲，对子女的宗教信仰并不加以干涉，他的那个名叫路易的儿子，不久以前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而改信天主教，卡拉并没有责怪他，甚至连这个爱管闲事的女仆也没有更换。笃信天主教的让娜也极力为她的胡格诺教的主人辩护，她说，一个60多岁的老人决不可能把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人缢死，况且，在这所房子里还有她和拉瓦依斯两个天主教徒在场，他们不可能帮助主人杀死他们的嫡亲骨肉。
宗教狂热分子的无稽之谈，竟然被教会当局当作真凭实据。这个本来就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身亡的人被教会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他的尸体被抬到教堂里，教会当局欺骗盲从的教徒们说，他的尸体将因神灵而复活。教会还装模作样地为马克·安东尼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祭，图卢兹大部分居民都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中张着白幔，挂着一幅从外科医生处借来的骷髅，作为马克·安东尼的化身，它一手握着棕榈叶，作为殉道的标志，一手握着一张大书“弃绝异端”的纸条，作为安东尼因改信天主教而被谋杀的证据。一时间，图卢兹笼罩在狂热的气氛之下，宗教狂热分子和盲目的民众都把马克·安东尼视为圣人，虔诚地对其顶礼膜拜，有人为他祝福，有人向他祈祷，求他作出奇迹。许多人甚至还绘声绘色地传播着他带来的奇迹。
卡拉案件提交给图卢兹地方法院审理，法院控告卡拉犯有反对天主教会之罪。卡拉全家和拉瓦依斯都被轮番带到法庭受审，他们都坚持拘捕入狱前的口供，其他证人也都为卡拉一家辩护。由于许多狂热的天主教徒向法官施加压力，尽管卡拉谋杀马克·安东尼一案证据不足，图卢兹法院仍在1762年3月9日以8票对5票作出了最后的判决，判处约翰·卡拉车裂死刑，皮埃尔放逐，其他人无罪释放。3月10日，卡拉被押往刑场，当他途经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图卢兹大街时，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即将与自己的亲人永别之际，他内心非常平静，他不住地大喊“我是无辜的”。残忍的刽子手用铁棒打断了这位老人的臂骨、腿骨和肋骨，然后把他绑在车轮上让他慢慢死去，最后再在大庭广众之下焚尸。临死之前，卡拉对身边的神甫说：
“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子和孩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尤其觉得遗憾……①”卡拉的从容赴死，使在场的天主教教士都觉得他是无罪的，他们说卡拉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是完全一样的。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4页。
当伏尔泰听完这一宗教迫害事件的介绍之后，惊诧不已。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不论是图卢兹法院的判决，还是卡拉有罪，祸根都是宗教狂热，他一生中写过不少揭露宗教狂热危害的悲剧剧本，但是还没有一个剧本比得上现实舞台上的这个悲剧更使人毛骨悚然。他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开始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决心要弄清事实真相，以便伸张正义，保护无辜的人们。
当伏尔泰正在紧张地调查卡拉案件有关详情细节时，卡拉的两个儿子逃难到了费尔内附近，住在日内瓦。他马上派人把他们找来，交谈询问了几次之后，他确信约翰·卡拉是无辜的。他向卡拉的儿子表示，他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笔和自己的声誉，纠正图卢兹八个法官的致命错误，替卡拉伸冤。
伏尔泰积极为卡拉的平反昭雪而四下活动。他给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写信，表面上是希望他们提供消息，实际上是想通过明确表白自己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影响，谋求他们对这一工作的支持。他还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有名的律师在内的15位律师都表示愿意为卡拉一案进行辩护，并分头取证，准备充分的材料。卡拉死后，他的女儿被关进了修道院，儿子亡命他乡，孤苦伶仃的卡拉夫人为了替丈夫伸冤只身前往巴黎，准备直接向国王申诉。当伏尔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写信动员巴黎的朋友对其进行照顾和帮助，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马利埃特亲自代卡拉夫人写了正式的申诉书。卡拉夫人在巴黎得到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同情和帮助，由于德高望重的伏尔泰奔走呼号，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也为之声援。卡拉一案轰动了整个欧洲。
在伏尔泰和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同意复审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尔赛宫举行国务会议，讨论卡拉案件的处理问题，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枢密大臣主持，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详细介绍了卡拉案件的有关情况。会场外挤满了同情卡拉的各阶层人士，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务会议的决定。最后，国务会议派一位代表到国王的房间通报会议的决议：对图卢兹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决约翰·卡拉死刑的正当理由。国王表示同意这一决议。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无理判决，伏尔泰为卡拉伸冤翻案的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1765年3月9日，即卡拉惨死三年整的这一天，法国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国王路易十五赐给卡拉夫人3。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
在卡拉一案沉冤大白之时，许多法国人也因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人们走上街头，汇聚到广场，庆祝理性和社会正义的胜利。30年后，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还把卡拉作为革命的先烈来进行纪念和缅怀，革命之后成立的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图卢兹广场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①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5页。
伏尔泰说过：“如果你要做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殉道者，而不要做刽子手。②”他为被压迫者仗义执言的行为，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卡拉的恩人”。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5页。
卡拉案件使伏尔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宗教狂热的巨大危害，他认为不宽容或褊狭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大力提倡宽容精神。在争取为卡拉冤案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他开始撰写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论宽容》。这部匿名发表的著作详细叙述了卡拉案件的始末，概括了作者对卡拉事件的看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宣传了他的自然神论和社会宗教的主张。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不仅仅只批判天主教的狂热分子，他还抨击一切宗教的狂热。他对天主教和新教都没有偏见，他一视同仁地批判它们的狂热和褊狭，只不过是因为天主教在法国是强者，作恶较多，因而受到的批判更多一些。在《论宽容》中，伏尔泰还倡导捍卫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格的尊严。他认为，无论何人都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任何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任何政府没有权利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处罚他们，只要这些错误不是犯罪。
《论宽容》的出版，成为启蒙运动又一重要的宣传材料，在以后的再版中，伏尔泰又陆续作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3。 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
卡拉事件是伏尔泰晚年亲身投入“消灭败类”实际斗争的第一起，后来他还为西尔文、拉拜尔和蒙巴义等人的冤狱而奔走过。他致力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不断地向弱小者伸出援助之手。
与卡拉案件几乎同时，1762年1月图卢兹法院管辖下的一个小镇卡斯特尔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恐怖案件。伊丽莎白·西尔文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姑娘，神情呆板，反应迟钝。一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