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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合葬墓在西周已经存在。陕西宝鸡西周中期的〔yu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汉代帝后仍然采取异穴合葬方式。《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载：“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除了高祖与吕后在同一陵园，此后各陵全部是帝后各筑陵园，改变了前代两墓并列的作法。唐代皇后合葬于帝陵，不再单独建陵。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建陵园于帝陵的背后一侧，形制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多无陵号。明代采用唐制，皇后合葬于帝陵。到了清代，帝后合葬制已经不很严格，有的帝后同陵，有的帝后不同陵。后陵规模较小，唯独慈禧的定东陵例外，其建筑规模与豪华远超过咸丰皇帝的陵寝。帝陵的附近附有妃嫔的园寝，但规模低于帝后一等。
第四节 奢华的随葬、残酷的杀殉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墓中。这些随葬品包括礼仪性质的礼器、明器和各种日常用品、艺术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尤其是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最为珍贵和丰富。经过历代的破坏和盗掘，这些随葬品多已散失或被破坏，仅存的一小部分，大都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商王墓中的随葬品以青铜器最为突出，其形体之大，制作之精，为后代所不及。其中的司母戊鼎是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两周时期诸侯王墓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饮食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成套配备，品类齐全。其中鼎和簋＇gui鬼＇最为重要，其数量、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比重显著增加。汉代厚葬之风空前严重，墓内随葬品种类、数量剧增。其中青铜器减少，并已失去“礼器”性质，改以珠玉珍宝和生前各种实用器物为主。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玉衣入葬，玉衣按地位高低有金镂、银镂、铜镂之分，皇帝用金镂。
我国丝织业发达很早，古代号称丝国，随葬品中丝织品数量甚多，可惜因难以保存，所以留传下来的不多。考古发掘中，商周时期即有丝麻织品出土，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的丝织品已有许多种类。汉代墓葬出土的丝织品品种更为齐全，有平纹组织的绢、纱，单色起花的绮、罗，彩色起花的锦，以及刺绣、印绘等。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重量不足50克，充分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明代定陵出土了大量丝织物，包括大量的织锦，是研究纺织史的珍贵实物。
我国是瓷器的故乡，古代瓷器产量之大、工艺之精在世界上均居于首位。历代陵墓随葬品中瓷器数量巨大。从商代的原始瓷、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唐代的三彩，直到宋元明清的各种精美瓷器，在陵墓中都有出土，充分反映了我国陶瓷工艺源远流长，技艺高超。
历代许多陵墓中还随葬有金、银、玉、石、竹、木、纸等质地的简册、文书等。五代时温韬盗掘唐代帝陵时，看到太宗昭陵墓内“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举世闻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真迹也随葬在墓内。可惜这些宝贵文献都已毁失不存。明代定陵出土的皇冠，全部用纤细的金丝编织而成，是一件极为出色的工艺品。清代慈禧皇后随葬各种稀世珍宝，但惨遭盗掘，已大部散失。
除了随葬大量物品外，帝王陵墓还用活人殉葬和祭祀，称为“人殉”和“人祭”。这种残酷的杀殉制度开始于商代。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商代晚期帝王墓中杀殉的人仅一个陵墓就多达160多人。杀殉的人中有墓主人的侍从、卫兵、各种勤杂人员，以及其他奴隶。
西周前期杀人殉葬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族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种残酷的杀殉遭到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实际上并没有绝迹。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曾下令杀后宫无子女者及诸公子殉葬。人殉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到汉代已经终止，但直到封建社会晚期，其残迹仍然可在一些帝王贵族的大墓中反映出来。如明代英宗以前，妃嫔大都殉葬从死，据记载，明太祖孝陵殉葬的妃嫔竟多达40余人。
殉葬中除用人殉外，还使用牲畜，其中以马和狗最多。大多埋在陵墓附近，另设坑穴。这种制度自西周以后，几乎成为定制，战国时代更为流行。每个陵墓附近都有车马坑，其规模依墓主身份而定。临淄齐故城内齐公墓殉马估计全部可达60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中最大的一个埋车12辆、马72匹。西汉前期车和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内，不再单设车马坑，数量也大为减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一般改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据文献记载：汉代帝陵中还将供游乐的禽、兽殉葬。薄太后陪葬坑中即曾出土犀牛和大熊猫骨骼。
第五节 精美的石刻、众多的陪葬
陵前设置石刻群，大约从汉代开始。其作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表示战功和成就，一种是象征警卫与仪仗。现存汉代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共16件。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唐太宗昭陵北门内，陈列14件少数民族首领石像，门内东西两庑〔wu五〕陈列六匹骏马，也是为了显示太宗政治上、军事上的才能与战绩。
南北朝时期，陵墓前模仿宫廷设置警卫的形式，普遍设置大型石人和石兽，有象征吉祥、驱除鬼怪和警戒保卫的作用。所设石刻的种类、数量、大小有等级区别。北魏孝庄帝静陵的前面，曾出土一件石人和一个石人头，石人双手握剑，显然属侍卫武士。南朝陵墓前面神道两旁所立石刻为石兽（麒麟）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一对。自唐代高宗武则天的乾陵开始，由文武大臣和珍禽异兽组成的大型石刻仪仗队基本形成定制。南门神道两侧设置石柱、飞马、驼鸟各一对，石马及拉马人五对，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另有用以显示文治武功的少数民族首领石像。宋代以后，历代帝陵石刻基本沿用唐代制度，但在品种和数量上有所变化。如石人分为文臣、武将两种，增加了独角兽、象、骆驼等大型动物和神兽。
陵前石刻多为一块巨石雕刻而成。手法有线刻、浮雕和圆雕，大部分造型浑厚，手法细腻，形态逼真，显示了我国雕刻艺术的悠久传统。其中如唐太宗昭陵的六骏石刻堪称我国石刻艺术的杰作。
陵前立碑大约始于东汉。当时不仅达官贵人如此，一般庶民也立墓碑。已知帝王陵墓前立石碑最早是在南北朝时期。陵前神道左右立碑一对，碑身正中刻文字。唐代帝陵和许多陪葬墓前都有石碑。现存最重要的是乾陵神道北部两侧的“无字碑”和“述圣记碑”。“述圣记碑”为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内容颂扬高宗的文治武功。北宋时期陵前不立碑。明代恢复唐代陵前立碑的制度，不同的是把碑立在神道南端，并建宏伟的碑亭。碑文由嗣皇帝撰写，历书先帝一生功绩。清代陵前立碑基本沿用明代制度。
帝陵附近附葬配偶和人殉以外的人，其坟墓可统称为陪葬墓。汉代以前的陪葬墓性质比较复杂。据《唐大诏令集》记载：“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但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商代已有陪葬墓。西周以后陪葬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安阳殷墟商王陵附近发现少数中型和小型墓。卫侯墓、赵王陵、魏王陵、秦王陵以及秦始皇陵的附近也都分布有中小型墓。这些墓位于王陵近旁，数量不多，身份地位较高，当属陪葬墓。陪葬者的身份大抵是国君的侍从或公族。其中有的可能属于从死殉葬，有的可能是同族埋葬。
西汉时期自高祖长陵开始，出于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有很多陪葬墓，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墓地位于帝陵的前方，排列整齐。数量最多的是长陵，现存坟丘60多座。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皇亲国戚。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为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有的还将子孙附葬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较高大。从西汉陪葬者的地位和身份分析，高祖、武帝、宣帝等帝陵陪葬墓中多为朝廷的重臣、名相。而西汉晚期，元、成、哀诸陵的陪葬者则或为外戚，或为佞幸，或为妃嫔、宫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政治上的兴衰和变化。
唐宋时的帝陵，沿袭了西汉的陪葬制度。在积＇、李靖、尉迟敬德等均属开国元勋，达官显贵。玄宗泰陵的陪葬者中，皇亲国戚所占比重大为增加。中宗定陵的陪葬者已经全部属于皇亲国戚。从昭陵陪葬墓的位置分析，是按照死葬时间的先后排列的。唐代陪葬墓受汉代的影响，均在陵前一侧。宋代的陪葬墓则多在帝陵的背后一侧，这显然和宋代皇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形势有关。西夏受唐宋的影响也实行陪葬制度，陵区内有不少陪葬墓。
宋代以后，陪葬制度被废除。明初一些功臣如徐达、常遇春虽葬于南京，但都在紫金山之阴，与孝陵隔山相背，不在一个陵区内，不属于陪葬性质。清代帝王陵区虽建有单独的妃嫔园寝，但属于帝后合葬制的一种形式，与陪葬制度不同。
历代帝王陵寝和陵寝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不仅反映意识形态上的礼制习俗，而且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保存至今的陵寝建筑以及大量的随葬品、石刻等文物更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今天它们已为广大人民所有，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也是旅游观赏的对象和场所。
第二章 黄帝陵
在我国古籍中，记载了许多原始社会末期为征服大自然、改善人民生活而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以及有关的传说。著名的有黄帝、伏羲、女娲、神农、尧、舜、禹等等。许多地方还建有他们的陵墓，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