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彪讲话的背景和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呢？
军队代表与地方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看法不同，责任有别。军队并未卷进地方经济工作，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没有军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气”问题。军队讲究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上级指示，在党政事务方面，军方通常是不会主动发言的。其实，七千人大会前夕，军方主要领导人，包括林彪和几个老帅，以及罗瑞卿、肖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给与会的军队高干们打过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乱发言。毛泽东威信受损，则让军方感受复杂。军队的一些主要干部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让毛泽东好下台。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
吴法宪（时任空军政委）回忆说：
“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
这些情况，都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告诉吴的，而刘亚楼当时与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面讲话后，刘亚楼高兴地对吴法宪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林彪讲话后，军队的干部们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共七大领袖之一陈云当时的考量和表现。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是中共第五号人物，主要负责经济工作。1958年1月南宁会议前后，毛泽东尖锐批评反冒进，“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薄一波回忆说：这是毛泽东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党内民主生活变得不正常的开始。会后，毛泽东亲自出马，取代陈云，统揽了全国经济工作，“大跃进”成为弦上之箭。
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曾要求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话。会议期间，毛曾亲自请陈讲一讲。陈云托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婉言谢绝，袖手旁观。
事隔26年后，陈云终于道出了当年保持沉默的因由：“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迄无资料披露，要求林彪出面讲话的是不是还有毛泽东本人。
毛、林两人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关系再度进入蜜月期。
《诗经》上说：靡不有始，鲜克有终。
谁又能够预想得到，此后不到十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
九、九一三事件
1966年８月１日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刘少奇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刘的讲话没有正式文字稿，同时说明，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８月４日，全会发生重大转折：原定当天开大会，５日闭幕；但在这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措词十分激烈的讲话，并决定当日不开大会了，各组传达常委扩大会内容，临时改变了全会预定日程。８月５日，毛泽东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当天晚上，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回京参加会议。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6日，接林彪的专机刚飞回北京停稳，在机场专候的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林彪再次奉旨救驾。
８月７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８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负责干部杨成武、张爱萍、肖华、许光达、吴法宪、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吹风、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周将毛的“大字报”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就在这一天，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８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委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递补为中央委员；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随后，林彪作了简短的讲话，宣布大会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
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同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很大一部分逐渐为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所掌握。
8月13日至17日，接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3日，林彪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化革命问题，二是军队的干部问题。他说：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社会上出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没有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毛泽东将林彪架到“文革”战车上，当然有他的深度考量。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乱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略见一斑吧：
红小鬼出身，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很赏识信任的邱会作（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作为“当权派”，屡遭批斗。1966年10月，造反派在总后礼堂使用“车轮战”，邱会作支撑不住，当场昏厥。幸亏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才躲过一劫。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包括罚跪、抽耳光、喷气式等刑罚在内的更为残酷的武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生残废。邱为人很机灵，他乘看管人员一时疏忽，在一张小纸片上向毛、林写了呼救信，并设法捎出。也算是他运气好，这封信送到了林彪手上。林是非常爱护部下的，何况是他的得力干将的邱会作。但在当时，林虽已贵为“副统帅”，造反派也不肯轻易从命，非要中央“文革”小组说了才算数。林彪当即让叶群去找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讨了一纸手令，才将邱会作开释，保住了这个“最好的一任后勤部长”（周恩来语）一条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