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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够谨细。
主要指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它历来被作为林彪的一大罪证，被诬称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和“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
1969年10月18日，总参谋部根据林彪的电话命令，为预防苏联突然袭击、提升全军战备，下发了一个紧急文件。根据业已披露的史料，此事与发布命令的国防部长林彪和传达命令的总参谋长黄永胜都没有多少关系，只是由当时值班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按照常规办理而已。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阎擅自加上那么一个招摇的标题，令雄才大略、乾纲独断的毛触目惊心。
10月19日，林彪得知后，有所不安，采用电话纪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居然亲自将它烧了，这让前来汇报的汪东兴非常吃惊。汪当晚接到周的询问电话，周得知毛将林的报告烧了，也很是惊诧。
天意高难问。这或许是毛泽东对林彪真正产生戒心，进而认为他“迫不及待”、试图“抢班夺权”的起点。
林低估了毛的雄猜，高估了倍儿铁的哥们关系。失察于前，马虎于后，没有主动将这个疙瘩解开，殊为失策。如果更为谨慎细致，这样的问题本来不难防患于未然；事发之后，如果估计充分，措施及时得力，亡羊补牢亦犹未为晚。严格地说，作为政治家，职业军人林彪未必很合格。
我注意到，真正敢于当面对抗甚至斥责江青的军政大员，如林彪、谭震林、黄永胜等，无一例外，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兵，出自朱毛嫡系。个中意蕴，发人深思。
与“一号令”相关的是“战备疏散”。张云生、迟厚泽、阎铭、苏采青等人的相关文章早已将两个问题辨析得一清二白。
苏采青写道：
“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
“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下达的。该项报告包括以下的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后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愿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一些领导人。”“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经中央讨论通过的。”
张云生总结说：
林彪发布“一号令”的背景和经过，如此而已。说它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说它是“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更是欲加之罪。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疏散外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的决定，并由周恩来、汪东兴具体经办的。在10月16日、17日实施，而林彪发令是在10月18日。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3。器量偏于狭窄。
林彪生活简朴，沉默寡言，待人温和宽厚，好学深思，敢言敢怒，个性极强。但用政治家的标准衡量，他的器量显得不够恢弘，偏于狭窄。
罗瑞卿继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是他亲自点的将，后来两人相处很不愉快。
邓华、钟伟都曾是其爱将，皆因细故日渐疏远。
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清一色是他在红一军团和四野的旧将。虽然皆为一时之选，但出身一野、三野的干部居然一个都没有（谢富治、李德生原属二野），毕竟不广泛，不平衡，不和谐，不好。
邓小平在党内很有威信，人望极高。正式打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已有人将刘邓并称，但小平仍然是四个全票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之一（另三人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只有谢富治在小组会上攻击了邓，也不过批评他全国解放后变了、架子很大而已。邓小平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毛派，又长期在军队工作，毛泽东因此始终将刘少奇与邓小平分别对待，对邓留有余地，这样才有了邓三落三起的机会。而据一些资料称，林彪对邓小平，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曾主动找林彪谈了一次，但两人没有谈拢，不欢而散。
甚至就是关系最为深厚的罗荣桓、刘亚楼，去世前，也似乎都与林彪有些隔阂。林彪对罗帅不满，是因为罗对林在全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只强调学“老三篇”有些保留，担心片面化、庸俗化，不料却伤了林的自尊心。顺便说一句，林罗确有过节和分歧，这很正常；刘邓、陈饶难道没有？但他们数十年患难与共，合作无间，在血与火的战斗和共同奋斗取得的无数辉煌胜利中形成的深厚的友谊无疑才是第一位的，渲染夸大林罗矛盾，甚至绘声绘色地炮制一些瞎话，不仅无聊，而且无耻！罗帅去世，林总非常难过，亲自送葬，并写下感重悲深的挽联：
六亿人意气风发，日月重光，万里长征，方期任重道远，
数十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朝永诀，痛失挚友知心。
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本来一直是林彪最欣赏和喜欢的老部下，当时也因为与罗长子走得太近而被林疑忌。总政主任、林多年的老部下谭政大将更被打倒。此外，军队批判教条主义、整刘伯承元帅，虽然是毛泽东和彭德怀主导，但据邓小平回忆，林彪讲话时，是“声色俱厉”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一切说明，林彪其人器量有欠恢弘，让人想起韩信不愿与樊、绛之流为伍的故实。韩信与林彪，相隔两千余年，他们的性格与命运，倒是确实不乏相似之处。
4。两面派。
当年给林彪定下的罪行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这基本上都是扯淡。
只是两面派一说，倒也并非全然诬枉。
林彪被迫出山后，两次庐山会议之间，他对把毛泽东吹捧为中国至高无上的第一号神，居功至伟，责无旁贷。一方面，是大事吹捧，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却是私下里多所保留，甚至深恶痛绝。中共高层，对毛认识之透，热爱之诚，厌恶之深，皆莫过于林彪。我想，林彪一定也很矛盾、痛苦。林彪曾几次向毛泽东提出辞职（包括“副统帅”），毛都不允许；林曾想与毛面谈，毛又托辞不见。两人之间，矛盾、意气日渐加深。
说林彪的表现像个两面派，信然。但联想起刘少奇带头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联想起罗瑞卿在秦城监狱中犹然对把他关在彭德怀隔壁提出抗议……深责林彪，似乎也未必公道。
还是邓小平说得好：应该从制度、体制方面发现问题，寻找出路，加以解决。
5。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李宗吾的厚黑学，看似戏言，其实是独具只眼，大有名堂的。
张玉凤见过不少高官的检讨书。连篇累牍都是糟蹋自己、揭发同僚、讴歌圣上的玩意，其中不乏令人作呕、不堪入目的篇什。
据说，林彪是惟一没向毛泽东作过检讨的中共大员。风雨如磐，泰山压顶时，军人林彪仍然挺直了腰杆。
1971年5。1国际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林彪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毛不理他，他也不睬毛。坐了几分钟，径直拂袖而去，不辞而别，这可急坏了一旁的摄影记者。同席的周恩来、董必武更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起先，我当这是一条八卦，不大相信，以为林彪当不至于这样憨直，不给领袖起码的面子。
2003年，适逢毛泽东110周年华诞，官方组织权威部门撰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公开出版，赫然载有此事。
林彪真是了得！全党全军，除了林总，谁有这号胆色？！
这么冲动，这么直接，这么倔强，这么不愿意委屈自己，哪像是一个处心积虑搞政变的阴谋家的所作所为？
从现实政治考量，这样做无疑失策。同时说明，林彪无论如何了不得，毕竟只是一个职业军人，跟玩政治的一代宗师毛泽东相比，他实在还是太嫩。从毛的角度考虑，培养了林这么多年，当年的“娃娃”早已是须发飘萧的六十老翁了，政治上却依然如此不成熟！——他心头除了恼火，恐怕也很失望。
一句话：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而这一切，都跟林彪身体不好密切相关。林身体差的罪魁祸首，还得怪当年误伤他的那位晋军神枪手。
以上条举了林彪一些缺陷。那么，他身败名裂，是不是就罪有应得呢？
千秋功罪，谁人能予评说？
千、千秋功罪
辛弃疾词曰：将军百战身名裂。
白起、韩信、岳飞、袁崇焕……莫不如此。
君主用得着他们时，解衣推食，无所不至。翻脸不认人时，就痛下杀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最便给的罪名，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还嫌不够，就再加上点诸如里通外国这种猛料，让你身败名裂。非今斯今，振古如兹，千百年来，这种把戏模式如出一辙，一演再演，并不新鲜。
那么，林彪一案，又当如何呢？
第一次庐山会议前，林彪几乎无可挑剔。两次庐山会议之间，不无瑕疵，但苦心可谅，大节无亏，甚至不乏难能可贵之处。经过学者和民间力量的不懈努力，一桩桩一件件加在林彪身上的莫须有罪名已渐次还原洗雪。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9。13事件的真相及其评价。
说到9。13事件，不得不先扯几句晚年毛泽东。
毛氏文韬武略，建党立国，老谋深算，炉火纯青，说话海阔天空，文章行云流水，实乃不世出的枭雄，同时又极具个人魅力，“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一般而言，1949年之前，毛泽东给人的印象，大体是正面的。
但在晚年，毛逐渐走向了反面。借用邓小平一句比较费解的话来说，就是：毛的问题在于他背离了他本来正确的东西。
毛最喜爱的秘书秘书田家英，曾私下对好友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陈伯达回忆：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