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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饶漱石电，指示：“徐州战役已达紧张阶段，华中主力及粟裕、张爱萍应集中徐州附近参加这一战役”。
同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一部由苏南渡江北犯，侵占苏中解放区的泰兴、靖江两县城。
1月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作出扩军补充野战军的决定，指出：“目前蒋军正调集大军向我苏北、山东、华中解放区进攻。为制止内战，争取时局和平，保证野战军能完成此项任务，除党政军民总动员，各方配合主力作战外，必须给野战军以兵员补充。”为此决定全区扩充15万人。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陈毅、饶漱石、张云逸，提出关于华中军区及野战军建制和指挥系统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近一二个月来，华中军事上我们深感处于被动”。例如“十二月初，我们六、八、九纵已完全集结淮北，如按我们原定计划进行破击，则徐宿段今天亦在我手，但此时军委电令停止，又失良机。此次高邮战役，已经中央电准，六、八纵队已开往前线，八纵队已一切准备完毕，后又奉军长令停止。因此，我们只得以七、八纵攻下高邮、邵伯、塘头、郭村等据点，巩固了南边的门户，并便于今后七纵北开作战。而将六纵重开淮北配合九纵破路。六纵未南开，失掉夺取泰州之良机。六纵刚到淮北，九纵已展开破击。正需要六纵增援，又奉军长电令六纵北上入鲁，致九纵孤军作战，不能完成任务。此种军事上被动情形，一方面使部队忙于转移，疲于奔命而战果不大，我们对下不好解释；另一方面使战争丧失良机。我们研究此种被动情形，固由于情况变化太快及我们未能将情况随时报告上级外，但多头指挥亦为要因之一”。因此，“（一）建议中央确定华中军区与野战军的建制及指挥系统，如归（新四军）军部建制，则军委对野战军行动最好通过军部，以便我们执行命令有所遵循。同时军部指挥，是通过陈（毅），还是通过饶（漱石）张（云逸），也请明示。（二）望确定在华中坚持之一定部队。目前华中虽号称十八万兵，但实际能集中使用的部队，最多只四个纵队。我们认为入鲁部队无论在数量、质量已经够用，因此我们建议军长前电要华中再调一个旅入鲁之计划应予放弃，以便我们能在华中坚持。（三）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给我们以机动权”。中共中央1月4日复电指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均须事先取得陈毅同志的同意并报军委。”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中分局并华东局电，指示：设法坚持并相机发展江南的游击战争。1月5日，华中分局发出致中共中央电，报告苏南、皖南、浙西、皖中、闽东北等地游击队现状。
同日辰时华中分局报中共中央、华东局及陈毅、宋时轮电：拟于10日或12日大破陇海路东段，直接配合鲁南决战。1月7日，陈毅、宋时轮报中央军委、华东局并致华中分局电，同意华中分局陇海路东段战役作战部署，并告张云逸、饶漱石、黎玉调部队配合华中部队作战，相机夺取海州。
1月6日华中军区发出陇海路东段破击战役政治命令。
1月7日发出致山野电，报告徐海段破袭战将于15日前后开始。
同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乘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议之机，“抢占战略要点”。
1月10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军事冲突协议，双方颁发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同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同日国民党第七十一军三个团由南通任港、天生港渡江北上，侵占苏中解放区的平潮。1月18日，又向林梓进攻。
1月11日于午（11~13）时、未（13~15）时、酉（17~19）时连发三电给山野、华中军区、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陇海路东段破袭战部署。当天夜间，指挥第八、第九两个纵队和地方部队，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经过三天激战，拔除陇海路东段全部日伪军据点，歼灭日伪军2800余人，实现了控制陇海线东段、打通华中与山东联系的战略目标。1月19日，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电，报告我军已控制陇海路东段300华里。
1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发出致各地区各部队电，指示：
停战令生效后，各地应即停止破坏铁路，一律停止打枪，对国民党挑起麻烦，阴谋破坏，我方不先发一枪。
1月13日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联名发出致陈毅、饶漱石、黎玉并报中共中央电，认为我军务须控制陇海路东段，因为“这对华中安全与巩固和平有极大关系”，而且我们控制的路段过去“全是敌伪军，并无国方一兵一卒”，“在理由上我亦无须交出”。“如为换取临城，可将别处交换，不应在陇海线上让步”。
同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分局：坚守来安、高邮两要点；如两城失陷，亦应集中兵力收复，“坚决给进犯之顽以打击，因衅由彼开”。
同日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四十九军向苏中解放区的白蒲、塘湾、加力进攻。
1月14日发出致第六、第八、第九纵队和第五、第六军分区并山野电，作出停战后的部署，指出：“我军虽已遵令停止，但各部仍应加强战备，提高警惕，严防国顽背反违约向我进袭”。
1月16日驻淮安的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地委、县委机关和群众两万多人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停战协议签订。
1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对违反停战令的国民党军和伪军“应坚决给以打击，但必须坚持自卫原则”。
同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山野、华中军区电，报告：国民党第九十八军配合日军向我进攻。
同日对美国合众社记者罗尔波发表谈话，指出在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苏皖解放区进攻，先后侵占县城26座、村镇3000多个，杀死解放区军民上万人。
同日与张鼎丞联名发电报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控诉国民党军队侵占苏皖解放区土地，要求“调查真相，予以制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决定成立淮阴执行小组，负责调处华中地区执行停战令中的问题。
1月20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发出致粟裕、刘先胜并报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电，提出应不顾一切夺回盐场。
同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出和字第2号命令，规定国共双方以现在占据的城市为中心划出半径30公里的缓冲区。粟裕对参加淮阴执行小组的严振衡等人说：“这是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对付美蒋代表。1月22日、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各地电，指示灵活执行和字第2号命令。
1月24日谭震林以华中军区代表身份飞抵北平，参加军事调处。然后转道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华中工作情况。
1月27日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对部队进行和平停战问题教育的通知，指出正确理解和平停战，识破国民党的阴谋，提高警惕，坚定战斗意志，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继续艰苦奋斗。
1月29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并中共中央电，报告华中人事配备方案之三。
同日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淮安移驻宿迁。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
2月2日中共中央致陈毅电，指示抽调部队到华中南线担任警戒。“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也。”2月7日，陈毅、黎玉致中共中央并华中分局电：拟调王必成、陶勇两纵队南开对华中南线警戒。
同日农历春节。由陇海前线返回淮安，在华中军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我们真诚拥护和平，但要密切注意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一方面要看到，经过斗争，可能谈出一个和平局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同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人员的谈话中，更加明确指出：
同蒋介石和不和得下来，这是中央掌握的。我们作为军人，要准备打。不仅要准备小打，还要准备大打；不仅要准备短期打，还要准备长期打，甚至一直打下去，打出个新中国。
2月11日淮安举行和平民主胜利庆祝大会。邓子恢、张鼎丞、粟裕先后发表讲话。
2月12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联名发出致北平调处执行部中共方委员叶剑英、委员办公室顾问饶漱石并陈毅、张云逸、黎玉并报中共中央电，报告我军攻占新安之详情。
2月14日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宿迁返回淮安。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华中分局电，指示：对国民党的可能袭击，仍须严加警惕。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叶剑英、饶漱石并报中共中央及陈毅、张云逸、黎玉电，报告“最近沿江顽军调动频繁，似有大举向我区侵占企图”。对于国民党军的进犯，“曾请徐州视察组制止，但徐州组至今仍未回答”。对于国民党军侵占的地区，“我虽能集中力量反击，予以夺回，但数次汇报，未得允许，而使顽军进犯未停，猖狂更甚”，“究应如何应付，祈速予指示”。2月21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并华中分局：“前电陈毅由山东及陇海路密调一部主力到苏中沿江一带，以防顽军之突然袭击，未得复电。此点望陈即速考虑决定，因沿江顽军完全可能向我区作较大之袭击，华中分局必须严重警戒并作适当之部署。”2月22日，陈毅报中共中央电：已令华中分局调王必成纵队到苏中。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报告反击国民党军队违令行为的部署。中共中央军委2月24日复电，同意王必成、陶勇两纵队南开。指示：集中力量围歼进攻之敌，但须坚持自卫原则。陈毅、黎玉2月25日复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叶剑英、饶漱石电，认为国民党军队进攻“可能是激将法，应冷静处理，不宜急躁”。
2月25日华中军区致山野、中共中央军委电，建议调第九纵队增强淮北防务。山野2月26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第八纵队调到淮南，第九纵队接替苑山以东陇海线防务。
同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召开扩大会议，由刚从延安返回淮安的谭震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斗争方针策略的指示，介绍三人军事小组谈判情况。
3月2日与谭震林一起乘飞机由淮阴去徐州，参加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主持的谈判，主要谈“粟裕部与顾祝同部的磨擦问题”。3月4日，乘飞机离开徐州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