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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适应国防现代化的需要，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部队与部队之间，互相参观，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但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当面实际”。
同日在看到《解放军报》7月27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资料）中，没有提到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的革命斗争，写信给《解放军报》负责同志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及其斗争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军报采取措施予以补正。8月6日，总政华楠同志来电话表示，粟裕同志的指示“非常好，非常重要，最近几天就在报上作补正工作，以后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希望粟裕同志“以后多给指示”。
8月1日回忆山东人民支援前线的文章《真正的铜墙铁壁》，在济南军区《前卫报》发表。
8月8日在承德患腰痛症，于今日返京住院治疗。后较长期卧床，对整个健康有一定影响。
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选举粟裕为副委员长。
9月27日回忆录《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在江苏《新华日报》发表。
10月8日就汤景延之子来信要求为其父全部平反并使家属得到应有的待遇，写信给江苏省委负责同志，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11月3日从医院出院，回家休息治疗。
11月24日因病未能参加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看了“决议”（草稿）后，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了书面发言，送中央办公厅。发言共讲了六点意见。其中，第一点表示：“我赞成写决议‘宜粗不宜细’、‘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说透’的起草原则，要着重于当时环境、错误内容及其社会、思想、历史根源的分析，而不是过多的追究个人责任。我认为，在重大的根本性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历史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第三点谈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他认为“毛泽东同志一生功大于过，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高出于同时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直凌驾于党之上，不仅制造了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究竟有多少民主也是很成问题的。他自己就公开说他是‘无法无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后期的变化，这是一个悲剧。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的发生，应当说是有责任、有沉痛教训的。这涉及到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原则、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总结，引出几条基本的经验教训，永为鉴戒”。第五点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强加给军队的。军队奉命‘三支两军’，我军是党所绝对领导的，当时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化身，以他崇高的威望，用党的名义，通过组织渠道，命令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是不可能有其他选择的。军队奉命‘三支两军’，不能因此责备军队，只能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去分析原因、总结教训。至于在‘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出了个别坏人，也有一些人犯了严重错误，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不这样看，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助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作为总结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设想军队同党对立，否则后患无穷。”第六点表示“我同意一些同志提出的军事上的路线是非也应分清。我认为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是错误的。批判‘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蓄意整人，扣‘反党’帽子。破坏了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对以后的军事建设和党的生活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案至今还没有正式翻过来”。
12月11日因病不能参加军事科学院党代表会议，写信祝大会圆满成功。
第85章
12月23日楚青向身边工作人员和协助整理回忆录的人员传达了粟裕的想法：“回忆录已搞了几年，摸到了一些路子，希望好好研究一下，步子能快一些”。并表示：“他今后一周可以谈一两个战役”。
12月28日就有的报纸发表的回忆文章，仅仅根据某些传说，就轻易地把敌人杀害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负责人刘畴西称为“叛徒”一事，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说：“在涉及到任何一个同志是否有过叛变这样大的问题上，应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特别是鉴于十年浩劫中的沉痛教训，更应慎之又慎。在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并经相应的组织作出正式结论之前，在个人回忆录中不应轻易地下断语，更不能公开发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对刘畴西同志，如组织上没有掌握确凿材料，仍应以烈士对待”。他的这个建议立即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1981年第9期，专门发表题为《报刊文章涉及个人政治历史要十分慎重》的文章。文章引述了粟裕信的内容和观点，并指出：“粟裕同志的意见值得引起注意”。
同日就刘英同志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写信给总政、中央宣传部及党史研究部门，申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其中一些重要情节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有些重要观点也不能同意，并特别指出：“刘英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没有同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交谈过，也没有送给我们看过，因而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为避免研究党史的同志把这篇文章作为组织文件来对待，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列入有关档案。”
1981年74岁
1月3日写信给江苏省委秘书长，认为江苏省委有关部门为解决汤景延烈士的平反及家属遗留问题做了不少工作是很好的，今后要继续做好工作。
1月9日写信给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就《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送审稿提出几点意见，请再研究。
1月24日出院。
2月1日患脑出血。于2月3日住院治疗。
4月13日、19日、26日去玉泉山休息。
5月9日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社约粟裕写一篇纪念“七一”文章一事，让秘书打电话给这两个单位，转达他的以下意见：我现在正在整一篇回忆录，记述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史实，以及当时左倾路线指导造成的危害，总结了一些历史教训。因我最近身体不好，另外再写纪念文章有困难，所以拟把这一篇回忆录整理一下，送你们，请你们审查决定。
5月27日让秘书打电话给人大常委办公厅：粟裕因生病住院，不能前往看望宋庆龄同志，请他们代为向她表示问候，祝她早日恢复健康。
6月17日将在新四军军部及给《浙江民兵斗争史》的两幅题词送新四军书画展展览。
7月26日回忆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夏《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事副主编张照远来看望粟裕时说：编写战史条目时，对战役指挥的基本规律摸不准，请粟裕指教。粟裕当即一口气讲了如下九条战役指挥基本原则：（1）胸中有全局，积极主动为实现战略全局而战，力争夺取最佳的战果，实现战略意图。（2）作战指导上，必须解决好第一仗与尔后诸仗直至夺取全胜的关系。（3）乘敌之隙，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4）战役发起后，指挥重心放在促使战役制胜的转折上，以相机夺取全胜。（5）根据战役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用兵，及时改变作战方式和战法。（6）发挥各兵团（部队）指挥员和部队的特长，执行各种类型的作战任务，并与诸兵种、地方军、民兵协调一致，形成整体力量打击敌人。（7）战役前线指挥所，既要达到稳定的不间断的指挥，掌握战场全面情况，又要做到保障指挥员观察到主要作战方向上军队的行动，以不失时机地夺取胜利。（8）抓住战役间隙，及时整训部队，充分做好再战准备。（9）增强后方勤务、保障作战能力。
9月23日接见了遂昌县委赴京访问的刘宗鹤等三位同志，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委托他们向遂昌县委和老区群众问好。
10月29日下午，对秘书谈了解放战争初期几个战役和济南战役的几个重要观点。
11月5日下午，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必成来看望时，很关心粟裕的回忆录进展情况，希望抓紧搞完。粟说：“睢杞战役是搞完了”，接着谈了该战役的一些情况。王说：“我看过初稿，很好，有些情况，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12月26日向身边秘书谈：“睢杞战役”的题目可以改为“睢杞战役的前前后后”，这样就把战役前后的情况都可以包括进去（“睢杞战役”后改为“豫东战役”——作者注）。解放战争中，济南战役是重要的，孟良崮战役也是重要的。
1982年75岁
1月18日北京市郭新瑞副市长率北京市慰问团前来慰问。
1月23日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前来看望。
2月19日向身边秘书谈苏中战役后的情况，并要求将撤出海安、两淮、涟水的准确时间查告他。
2月21日中共中央任命粟裕为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委员。
2月22日去看望了正在住院的萧劲光同志。
3月6日接见了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张宜友。
3月10日接见了湖南会同枫木树脚村党支部书记等三人。听了关于家乡情况的介绍。
3月22日接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木铁等同志，谈了华东几个部队的情况。
4月30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淮海千秋》电影编导木铁等，拍摄粟裕谈淮海战役的情况。同时还拍了一些生活活动镜头。
4月回忆鲁南战役的文章《鲁南大捷》在《军事学术》1982年第4期上发表。
5月7日应《淮海千秋》摄制组要求参加了有关淮海战役的座谈会，谈了淮海战役的概况。
5月21日去玉泉山休息、散步。
5月在4月30日和5月7日谈淮海战役的基础上，又谈了几次有关淮海战役的情况，后来经楚青整理成《粟裕谈淮海战役》，刊载于1989年《党的文献》
第6期和《军史资料》增刊第1期。文章共归纳了七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而是形势的发展、正确的决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敌人的错误，而取得的。“所以，必须从战局变化中，从发展阶段中，来研究淮海战役”。第二点，关于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的考虑，粟裕说：“豫东战役歼敌九万多人，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