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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细腻与有效，其是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所寡有。其结果不但史迪威变成张学良，美国驻延安观察员戴维恩（John Davis）竟至密电华府国务院，建议美军如在中国登陆，占领上海和南京之后，不让蒋介石自重庆东下，而将京沪两地直接交毛周接管！－－这是美国档案中白纸黑字的纪录，写历史的人不能胡说－－其后纵在中国铩羽而去的马歇尔，对「周大使」也无太多闲话。此虽整个局势使然，而能共忧患的中共高层之合作无间，和毛泽东领导的「完全正确」，也是分不开的。
我班上的学生们没有说错－－国共之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胜败的问题。他们两个贵党之争，胜和败都是全面的。但是从胜利的角度来看，论功行赏，自然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了。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这儿问题又来了。毛主席对中共开国的领导，何以「完全正确」呢？若谈具体事实，那就要写一百万字了。如今不能谈「具体」的事实，只好谈谈「抽象」的概念。－－让我们借用他们「辩证唯物主义者」的一句术语来解释。那我们就可以说，毛主席对中共开国的正确领导，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结果。
「主观」是毛氏个人所具备的各种条件。
「客观」则是他那个革命（也就是「现代化」或「转型运动」）阶段中的「客观实在」。
胡适反对哲学上的「实在论」。说「实在」是虚的，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叫她怎样，她就怎样。其实纵使在实验主义（黑猫白猫主义）中，客观实在也是存在的，只是它有浓厚的阶段性，「客观实在」随「阶段」变动而已。
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客观实在」就是「必然性的（社会）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却是随阶段变动的；不同的阶段之内，可能有前后矛盾的「社会发展」！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就是在某一特定的「阶段」之内，毛泽东的主观条件，恰好与该阶段中，必然性的社会发展是相互配合的。语云：「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时势的客观实在和英雄的主观认知，正配合得恰到好处，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了。
朋友，这个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不是什么洋东西呢。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如刘邦、刘秀、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都是这样的呢。且看看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他那天生的不守规矩绳墨的叛逆个性，深厚的农村背景和农民意识，在湖南中小学当老大的习气，《三国演义》和《资治通鉴》里学到的政治军事训练，思而不学底五四北大时代新青年的傲骨，满肚皮社会主义革命的标语。
在他权力成长期那一段「历史三峡」之中的客观实在，又有些什么内容呢？曰，农民大起义，这是个传统的必然。但是这个「必然」已逐渐脱离「传统」了。它要有个新的内容和新的领导。远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农民暴动，这一新的转变已很显明，不幸那个时代的农民领袖们如洪秀全、杨秀清和张乐行（捻党的领袖）等还不具备这种半新不旧和既新且旧的主观条件，而毛公今日以七分传统流寇、三分二百五的现代革命党的混合体，却正好补上这项缺憾。
再者，那个在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既不能独裁、又不能民主的「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国民党政权，在这条转型运动的「历史三峡」里，原也是个阶段性极强的过渡政权－－它制造不出一个「定型」来。既是过渡，则历史进入次一阶段时，它就要变成革命对象。这也是一件历史的必然。
毛主席的「开国有功」，领导正确，抽象的说来，就是这两个「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恰到好处了。
做朱元璋，还是做华盛顿？
但是上文已交代过，社会发展既有其阶段性，则不同的阶段之内，往往就有前后矛盾的发展现象。在前一段中，主观客观的「统一」，至下阶段就往往变成「对立」了。
就以一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来说罢，在他们那个「开国（打天下）阶段」，他们需要一个独裁专制、敢作敢为的朱元璋。可是等到进城之后，走入「建国阶段」，这个「国」却不是「大明帝国」，而是按「宪法」常规建立的「民主共和国」。那他们就需要一个雍容大度、澹泊明志、守法守约的华盛顿了。
老实说，中共建国之初，毛主席如果有华盛顿的胸襟，真的按照宪法，由毛、刘、周、林、邓顺序安排，轮流坐庄；这样下去，我保险，麻将不到八圈，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定型」，就会慢慢地在中国出现。「历史三峡」也就不再延长了。
不幸的是，不但我们的现代朱元璋，不具备此一主观条件；历史三峡中的客观实在，也限制了华盛顿的出现。－－读者贤达，您知道搞我们中国式的政治，是只能上，不能下啊。
可是当今中国毕竟是个「民国」嘛。你搞假民国真帝国，那就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了；原先的主观∣客观的统一，就要变成主观∣客观的对立了。原先大家一致热爱的共主，很快就变成大家一起目鄙心非的独夫了。
果然一九五三年苏联的独夫斯大林死了。一九五六年苏共就搞起了对史的鞭尸运动。斯大林的尸体在红场失踪了。
这时正一步一趋走斯大林老路的毛泽东，是继续搞其个人独裁呢？还是悬崖勒马，回头搞个「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开放呢？不幸的是，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不容许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去做八十年代的邓小平。但是苏联如此，世界潮流如此，民主共和国宪法如此，国内党内要求如此；尤其是已经当权了的毛派革命家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无不人同此心。毛氏一人便有一手难以遮天之苦了。果然八全大会（一九五六年九月）一开，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便被剔除了。－－毛从超党的太祖太宗，一下跌回成一个普通党员。
这时毛如果是位华盛顿，或者我国政治传统里的上拍下压的官僚体制不那么丑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可能真的就要出现了。这也是民族不幸和民命活该吧，毛的主观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都不允许这一美景出现，其后国事的发展，众所周知，就不忍卒述了。
毛派抑毛，毛杀毛派
所以八大以后的「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无一不是血淋淋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头滚滚！这些血淋淋的「运动」无一不是毛泽东一手搞出来的，也无一个不是大错特错的。这样则毛对中共的领导，就从完全正确，走向完全错误。
朋友，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所有暴君所杀的人加在一起，都抵不上毛泽东一个人所干的啊！他自说他比秦始皇要厉害十倍百倍，其实他也打破世界纪录啊。
「反右」的「阳谋」，显然是他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失控的结果。争鸣运动分明是他想利用「高知」，来对付企图抑毛的毛派高干。放火自救的企图终于失控，反而助长了高干的威风。文革时代他就再不敢利用「高知」，只好利用「低知」和「无知」了。
刘少奇窜升国家主席，原是毛拉一派、打一派对付彭德怀的结果。搞「大跃进」，取消「二五计划」，也是他要制造天下大乱来转移目标，以图自保。谁知饿死人太多了，引起毛派共愤，大家群起抑毛，他自己终于堕入「二线」，刘反成了英雄。
到四清到文革，毛之恨刘已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拉林打刘也就到不择手段、不要脸的程度了。－－保权保位是事实，「左」的口号，欺人自欺而已。
毛主席把《资治通鉴》看过六遍。通鉴者，镜子也。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这面镜子反照之下，也狐尾毕露。－－我们都是读过《通鉴》的嘛。
中国共产党原是一个由千万位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着救国救民而缔造出来的，现代化的革命政党。可是它发展至此，在毛泽东晚年的滥用极权、章法大乱的胡干之下，它就把时钟倒拨六百年，堕落成封建帝王（朱元璋）诛戮功臣的最反动的政治集团了！
朋友，我们读史至此，不免掩卷一问：胡为乎而然呢！
问题不在左右，在极权
对这件历史发展的答案，新露头角的历史家毛毛，转述她的父亲之言，说：
父亲多次说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随时都会有「左」的或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除了陈独秀一次右倾投降主义以外，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他说，右，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左」，也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他说，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哲学（见毛毛书，页三三六）。
这段引言极重要。它说明邓小平把毛泽东所犯的「建国之过」和「文革之罪」（死人数千万、一亿人民遭殃的大过大罪），说成单纯的左右倾思想的毛病。
其实当权者、当国者，人孰无过、无错？过错应防之于未然；过错自己不愿改、不能改，则由他人改正之。
毛泽东犯了大错大过，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刘少奇、邓小平要改之而不可得。结果「炮打（刘邓）司令部」，刘反被整死，邓几乎不免，这就不是单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了。
让我再引一段毛毛的议论。当然是她爸爸的话。毛毛说：
毛泽东这个核心领导地位，不是他自封的，更不是外国人赐予的，是在中国革命经历了近十四个春秋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千般曲折万种困扰后选择出来的。
毛泽东是一个领袖，是一个伟人。他的核心地位一经确立，就确立了整整四十一年（见同上，页三○九）。
毛毛有所不知，历史不是请客，哪有那么简单！其实毛公领导中共四十一年，却有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大段：
前半段二十年（一九三五∣一九五五年），从中共党内来看，可说是「完全正确」；
后半段二十年（一九五六∣一九七六年），不论从党内或党外来看，都是「完全错误」。
毛犹人也！何以同一个人在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后，判若两人？粗浅的说，从毛的主观条件来看，他那种叛逆浪漫的性格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那一点点洋标语和《资治通鉴》，或许可以做「皇帝」，可是绝对不能做「主席」或「总统」了。把主席总统当皇帝来做，主观与客观对立，那就是革命对象了。
「革命革了数十年，一觉醒来解放前！」还是保守的说法啊。毛在后二十年所搞的，事实上是在民国时代，搞「封建补课」！
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