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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共的党史家,和公正的国史家,也不能说老八路只是「一分抗日」。
毛公的指示原是抗战初期的事。纵在初期,第十八集团军也不只「一分抗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林彪的「平型关」之战,就不只一分抗日。虽然老共当时利用《大公报》把林彪胡吹一通,说他毙敌四千余。林彪那时才有三团人,怎毙敌四千?现在党史家已经修正了,说是毙敌一千。数目字还是太大了。某实我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设伏,被腰击的敌人,据日方所说只是敌军后勤补给在线一个运输队。这个运输队被老林打得七零八落罢了。
十八集团军在抗战史上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该军在一九四○年八月所发动的「百团大战」。阵线延长至千余公里,动员二十余万人,死伤十分之一。确是牺牲惨重。
这个百团大战有两重意义。第一,在四○年春季和夏天,八路军刚吃掉鹿锤麟、朱怀冰、石友三等国军敌后游击部队数万人,大大扩张了敌后根据地。在无比兴奋与乐观的情绪之下,轻视敌人,乃打出了一记辉煌的百团大战,因此也招致了敌人的反击与「扫荡」,是所谓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不幸这个「百团大战」只是彭德怀、朱德、刘伯承等几个指挥官将在外、不听君命、私伙儿搞起来的。毛泽东曾为此大为震怒。显然毛是要保存实力,继续搞其「一分抗日」的;诛不知这几位没有充分政治头脑的大老粗,竟然不受君令,在前线搞起十分抗日来。--这样,则党还能指挥枪乎?自此毛把枪抓得更紧。不但朱总司令一天也「总」不了,连他最信任的彭德怀以后也指挥不了八路军。--主席后来不是还说,「解放军如果跟彭德怀走,我就上井岗山」吗?
事实上,只要老毛活着一天,共党阵营里,任谁也抓不着枪杆。枪杆永远在他手中。君不见,林副统帅在折戟沉沙之前,连一团人也指挥不了。林立果公子只掌握几架三叉戟运输机,但是他也只能上天,却不能落地(他管制不了机场上的灯火)。其后林氏一家人,飞到天上,下不来,最后只好在天空中画个大问号(?),便与祖国永诀了。悲夫!
老毛抓枪之紧、之有权威、之有技巧,天下无双啊!枪杆出政权。天下是老人家用枪杆「打」下来的。聪明伶俐的「大学生」,和自命不凡的洋专家,哪里知道?
一国两制、两府、两军、两代表权
但是战争毕竟只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搞得好,是会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在国共内争中,他底政治部署,也是高人一等的。--这儿让我们言归言正传,再谈谈他如何去建立「根据地」。政治上有了「根据地」,军事上才能「推磨」也。
毛公的第一个「根据地」,当然就是他那个老窝「陕甘宁边区」。这个老窝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的。那是「千古功臣」张少帅舍己救人,以五十年大牢的代价奉送的。不过天助自助,毛公不负少帅好意,把边区搞成个「革命圣地」,抗战的领导中心之一半,可嘉可贺。我们执简着史的人,应该给予正面纪录。
至于「陕甘宁边区」是个甚么东西?朋友,那岂是百万言所能了。这儿我们只能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来谈谈它抽象的性质。
「陕甘宁边区」是个甚么东西呢?曰,它是当时蒋介石帝国之中,一个毛泽东小王国。再问,帝国之中为甚么搞出个小王国来了呢?曰,这是近代中国「转型期」中的必然现象。--这一现象,自一九一七年孙中山率「部分国会议员和海军南下」,到广州成立小朝廷,自称大元帅,后来又做非常大总统开始的。自此我们就搞起一国两制、一国两府、一国两军。在国际组织上搞一国两个代表权,如今已经搞了七十多年未解决,现在(一九九三年)还在搞。
君不见「巴黎和会」(一九一九年)中,北京派了个陆征祥(后由顾维钧代行),广州也派了个王正廷?陆王二人在中国代表团中搞肢体抗争,十分难堪(欲知其详请参阅拙纂《顾维钧回忆录》,巴黎和会)。
君不见二次大战后「旧金山会议」(一九四五年)中,重庆派了个宋子文,延安也派了个董必武(另有助手章汉夫及陈家康)。宋董幸能相安无事。
君不见本年度「联合国四十届大会」(一九九三年)中,北京派了钱其琛出席,台北也派了女立委吕秀兰等来搞「平行代表权」!隔街相控?我的朋友熊玠教授奉劝台北,搞个「观察员」玩玩。台北不干,北京也反对哎!现在还不知伊于胡底!
「转型」与「定型」
读拙作至此,朋友们可能更要问:国家分裂,已不幸矣。老兄又何必助纣为虐,还要说,这是近代中国「转型期」中的「必然现象」呢?回答这个问题,引一句郑板桥的话,便容易明白了。
郑板桥卖画,价钱很高。有些买画人,不愿付银子,要以送礼品来代替。板桥申明只要银子,不要礼品。他的理由是:「君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
如今国共两党向人民送礼,一个要送社会主义,一个要送资本主义。但是党之所送,未必民之所好也。部分人喜欢社,部分人喜欢资。各喜其喜,各恨其恨。那末一国两制,大帝国之内,就要出现小王国了。帝国王国一分,则两制必有两府,两府必有两军,两军旗鼓相当,平行代表权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再用点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一个国家要有个稳定的制度(吾之所谓「定型」也)。这个制度,最好是能够「为最大多数、谋最大幸福」。如果这点太乌托邦了,做不到,那末这个稳定的制度(像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或今日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一定要为一国之中,绝大多数国民所同意(英文叫做National Consensus)。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缺少这个National Consensus,那它就永远只是个过渡制度、临时制度或革命制度。不能成其为一劳永逸的百年(甚或五百年)大计的「定型」。一个制度定不了型,则这个国家就必然要从一个过渡制度或革命制度,转入另一个过渡制度、临时制度或革命制度一个一个地转下去,循环不息。也就是黑猫白猫地,慢慢不断地摸索下去,一直到摸到个「定型」为止我们就是这样,自鸦片战争以后,已摸索了一百五十余年。--以不才的鄙见,我们已摸索得差不多了。大致还需要三五十年的功夫,另一个「定型」才会出现。
「农村列宁主义」也是个「过渡制度」
现在话说回头,毛主席那时那个可爱的小王国之所以能够成立,由成立而欣欣向荣,而打平天下,成立了一个毛朝大帝国,便是因为他的「前朝」原是个「过渡制度」,缺少那项必需的National Consensus,所以毛公才能接他的班。而毛公晚年之所以弄得一无是处,其原因便是,毛的「农村列宁主义」(Rural Leninism),也只是个过渡制度,不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所接受的缘故,所以才被邓小平的「市场列宁主义」(Market Leninism)造了反。至于邓小平这一套,是否也是个「过渡制度」、「临时制度」或「革命制度」呢?讨论起来那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就暂时打住罢。
掉转头来,再评评历史上的毛泽东。毛公那个农村列宁主义,虽然也是个过渡制度,但是社会发展是有其阶段性的。毛的农村列宁主义却是那个阶段中最有效、最能解决问题的制度。它的效率在「陕甘宁边区」便表现得出神入化。诸如:一,共产党的集权领导;二,严密的党群组织;三,贫雇农受益最大的土地改革;四,适度的提高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生产力;五,合情合理的兵役和参军制度:六,严厉而可行的对知识分子整风和统战政策等等。
这些主要内容虽然没有一项可以进入将来的「定型」,但是它却是那个「阶段」中,最有效、最能解决问题的黑猫白猫。因此这个延安模式被带到广大敌后游击区的根据地去推行,很快就风行草偃了。随着八路军逐渐进入敌后地区,毛氏所期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就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
外战中的内战
前节已言之,根据公正史家的观察,中共势力当年向敌后「发展」,毛的指导原则似乎是:军事化整为零,政治则化零为整。毛不希望在敌后真正出一个「八路军总司令」。因此朱总司令在敌后也就「一天也没有『总』过」了(参阅文革期间红卫兵所发行的小报《东方红》,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和《新北大》,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所以在中共文献中,甚么「总司令朱德」、「职朱德」等等花样,只是毛氏用来「应付」国民党的--向国民党要钱要枪,或打打两党之间因「磨擦」而引起的电报战。毛公这种不按理出牌的调皮作风,不但使朱总司令不时长吁短叹,重庆的蒋委员长和何白二总长,也被弄得啼笑皆非。
须知八路军向敌后挺进时,这个「敌后」广大农村并非全是敌人占领区。国军在西撤之后,统帅部有明令,不许当地省县级地方政府随军撤走。他们要留在敌后农村和山区继续行使职权。他们也有些杂牌正牌部队、保安队、民团和游击队。八路军一旦进入这种「国统区」,问题便复杂起来了。
这两种不同背景的「一国两军」,最初激于民族大义,尚能并肩作战,共同杀敌。很快的老军阀时代「抢地盘」的恶习就故态复萌了。既抢地盘,就必然有武装冲突,当时术语叫做国共「磨擦」。磨擦升级,大规模国共磨擦,就变成小规模的国共内战了。打人无好拳,骂人无好言。彼此既然拔刀相见,则国方便叫八路为「匪军」「奸匪」,共方乃叫国方为「顽军」(顽固派的军队)--最近出版的毛毛新书上,还是这样称呼的。
亲爱的贤明读者:这时是强寇压境,我方军民,死人如麻啊!南京大屠杀中,三十四万的死难同胞,真是血迹未干!重庆大隧道中,三万市民惨死。多少张王李赵、男女老幼,全家灭门。他们两个贵党,目不见、耳不闻,还要在敌人后方,抢地盘、打内战。顽军、匪军的自相残杀,是何心肝?
笔者当年也是个血性青年,今朝在海外,则是是个衰朽老侨。孤灯寒夜,执笔至此,仍不禁目有余泪。--在历史上他们两个贵党的屈直,在我们笔下,从何写起呢?
褒贬难分,在历史上,我们只能谈其结果。在这种敌后争地盘的内战中,国民党是争不过共产党了。共产党起自草根,挟农村列宁主义的现代化意蒂牢结,潜入敌后;处心积虑,全党听命延安,志在必得。而敌后的国民党则只是一些「杂牌」老军头,率领一些近乎乌合之众的老幼文武,居高临下。双方一旦交锋,那就被摧枯拉朽了。
因此自一九四○年春初开始,国方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他们的「杂牌」部属朱怀冰、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