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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之后，毛公在党内党外都地位陡增。他原先在党内的许多权力竞争者如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领袖人物都逐渐折节下之，由平等的竞争者，转为忠诚的拥护者。渐次形成一个坚强的「毛派」，浸假他们都成为毛太祖的「从龙之士」和「开国功臣」。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会师。张国焘兵强马壮，坚持要否定遵义、另组中央时，这个新形成的毛派死党，便第一次建了护驾之功－－他们把朱总司令送给张氏去自组其中央。其余领袖则从毛而去。一窝蜂涌往陕北，以便北向苏联靠拢，南向少帅假降，东向日寇与全国同胞摇其抗日大旗，放火自救。
读史者翻书至此，真不禁摔掉茶杯向毛氏肃立致敬。毛公雄才大略，能屈能伸，岂是立正救国的蒋委员长和三陈诸公所能望其项背！
然三韬六略，终需天助自助。若非少帅堕入彀中，诸葛亮也一筹莫展。
谁知「西安事变」一起，整个毛派的命运，也就全部改变了呢？－－「天子之怒，流血千里」，终不敌「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能解决问题也。余尝问少帅，今世国人，公最服者谁？曰：周恩来！再问曰，您是否上了老周的大当了呢。少帅默然。
总之毛公「用兵如神」（陈寿评曹公之言）。试评毛公，虽百万言岂能尽其一面。
大致说来，自遵义而后直至一九五六年秋的「百花齐放」季节，二十一年中领导毛派共党打天下之毛泽东，在党务、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政策上，真可说是「完全正确」（中共七大对毛的颂辞），错误甚少。所以在短短的十四年中他能「打平天下」（毛第一次进住庐山「美庐」时的豪语）。
可是在另一个二十一年之中，从争鸣反右到批林批孔（一九五六年∣一九七六年），毛的所作所为则一步也没有走对。二十一年成了个完全错误的阶段。在他老人家最后二十一年领导下之中国与中共，其能免于亡党亡国者，也真是个历史上的奇迹。
朱总司令的抑郁
在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战区的太行山前敌司令部里，一位「杂牌」出身而功勋非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郭寄峤将军偶然被分派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这位传奇英雄，共享一寝室。二人白天则同吃同住，夜间也常时联床夜话。这位国方将军对这场抗日战争颇感兴奋与乐观，而朱则居恒悒悒。一次国方将领很欣然地向朱说，玉阶兄，现在国共合作，国家统一了。抗战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朱抑郁地说，抗战前途，并不那么乐观。这位国方将军乃追问其故。朱说，国共两党如今都抓在蒋、毛二人之手，而蒋毛二人却是两个最自私的人。他二人何能合作抗战？
读者贤达，这不是小道消息。这是那位颇具圣贤资质的朱德将军底由衷之言啊！
「权瘾」如「毒瘾」
在朱德的眼光中，蒋毛二公何以都变成「最自私的人」呢？朱老总有所不知，天下哪有不自私的政客呢？在激烈的政争之中，其客观情况，一般都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有为有守的好好先生、正人君子，在这种夺权市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政客地位愈高，愈急于「抓」权，也就愈无原则、愈自私了。－－尤其是在「转型期」中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市场里。在这儿我们的道德标准、法律制度、价值观念通统都是朦胧不清的。社会舆论和人民的眼睛，也拿不出标准来，聪明人就会善加利用了。朋友，哪一个政客，尤其是超级大政客，不是聪明绝顶的呢？
或问，领袖诸公青年时期，不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吗？何以老来自私若此呢？
答曰，君不见活烈士汪君精卫乎！精卫少年时在死囚牢中，自期「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壮烈！何以年已知命，还卖国求权呢？
余尝问知汪极深的高宗武先生，以汪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何以甘心沦为卖国汉奸？
高说：「押宝嘛。」
读者诸士女大多与在下一样，无权无位，固不知嗜权嗜位之有瘾也。「权」者，鸦片烟、海洛因、番摊、沙蟹也。一朝嗜权成癖，亦如嗜毒、嗜赌也。张汉公曾告我：「戒毒的痛苦如脱胎换骨一个人能够戒毒，则没甚么事他不能做的」实是经验之谈，亦见戒毒之难也。其实戒赌、戒权，其难亦不在戒毒之下呢！－－一个瘾君子，为着毒瘾，他可以杀人放火，售妻鬻子，无所不为。同样的，另一种瘾君子，为着权瘾，国家民族也就管不得许多了。－－此一代才人汪精卫，为押错宝而遗臭万年也。
汉代的政客主父偃说：「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父母）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阨（音鄂，受鸟气）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其实主父偃并不是个突出的例外。他只是一种型态。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多半如此。汪精卫和蒋毛二公基本上也都是这种人。
自私心与责任感
当然写历史的人，也不能一竿打翻一条船。其实「自私」（Selfishness）从另一角度来透视，又何尝不是一种「责任心」（Sense of Responsibility）呢？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的大英雄大豪杰，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吗？蒋公在一九七五年「崩逝」之前，还不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写了一副绝笔对联？那位「且看今朝」的毛主席，在蒙教主恩召之前，以不同词句，表达相似心情的纪录，不更是多不可数？－－甚至那位「老有大志」的「中国脊梁」梁漱溟先生，不也说过，他如死掉则民族就要遭殃，文化就要灭亡？抗战期间，在敌机空袭之下，抱头鼠窜的刘文典教授，不也是说他在「替庄子跑警报」？
其实这种心理现象，不能以「自私」一语了之（如朱老总之所言），它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中心」（Egoism）。自我中心和「牛皮主义」（Egotisms）以及「绝对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间的关系却稍有不同，虽然他们原是一母所生的骨肉兄弟！
既然这些酸溜溜的老儒、迂夫子都还有这种心理现象，我们又怎能错怪蒋氏毛氏那种盖世英雄之「朕即国家」的观念呢？俺一身系国族安危，能不善自珍重？更何况生为领袖，「抓」就是他们的天性呢？－－「抓」，也就是自私的基本功也。
转型期中，按理就不能出牌
「抓」无伤也。上帝不仁，创造了生物，就是叫牠们去抓的。为着自身的生命，为着将来生命的延续，上帝本要训练牠们去「抓食」、「抓色」。可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抓」总得要「按理出牌」。大家公平竞争，轮流坐庄，打它四十八圈麻将。看谁的技术高、手气好；「赌奸、赌猾，不赌赖」，以决胜负，以定输赢，以看谁「坐庄」、「霸庄」。－－如此守住四人的根本大法，法治民主，输赢之间，心平气和。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老子今朝犯了错误，「手气不好」，受了你的鸟气；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下次再来「翻本」。－－此鲁迅先生之所谓「费厄泼赖」，公平竞争也。
不幸的是在我国近百年的「转型」期中，我们只能打四人一桌的小麻将，我们却不能打四万万人、甚至四十人合打的大麻将！因为我们没个打大麻将的规矩。没个众赌徒都一致遵守的「赌规」，那我们打起麻将来，那就既「奸」又「猾」、更要「赖」了。一「赖」就没有「费厄泼赖」了。斯之谓「无赖」。－－以无赖的手段来处理国政，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你看：「反右」期间，毛主席不是分明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甚么后来那些大嘴巴先生甚么葛佩琦、储安平等等，被整得那样惨呢？大家责问毛主席「言而无信」，对人民搞「阴谋」。毛公不但脸不红、皮不皱，他老人家反而笑容可掬地说，这叫「阳谋」，叫「引蛇出洞」！
朋友，这就叫「耍赖皮」了。耍的人就叫做「无赖」了。费厄泼赖也就扫地了。
孔二先生不说过，治民可以「无兵」，可以「无食」，但是不能「无信」！
毛主席把中国搞糟了，简单扼要的一句话，就是他犯了我民族文化上的大忌：「无信于民」！－－这是毛公搞法家，搞到走火入魔的结果！
崇毛的读者，阅拙作至此，可能误以我为亵渎圣贤，在天安门大像上泼油漆，诬蔑毛公。非也。治宏观史学者，立巫山之巅，看滚滚三峡。洪流浊浪之中，个人行为，藐不足道也。鄙不言乎，一部中国近代史，转型史也。转型中途，江流石不转，浪全转船半转；汪转蒋不转、不转邓转，有啥法律可讲？道德可依？章法可循？王安石说：「天命不足信！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各是其是，各党其与。啥叫「按理出牌」？
老实说，在这改朝换制的转型期中，四不像时代，英雄豪杰们，志在天下，按理就出不了牌，出牌就不能按理。此笔者所谓没有「赌规」，尚无「定型」也。
干无赖勾当，不按理出牌，毛公只是千百个赌徒之一耳，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也。贤者不免，奚足深责？只是他和孙殿英一样，袖里藏牌，本事通天，为其它赌友所不及而已。时势造英雄，时代如斯－－奚足深责，奚足深责？我辈但秉笔直书之而已。
抓要先从内部抓起
总之，毛公这一「抓」，首当其冲而张目结舌者，不是旁人，正是他卧榻之侧的「毛派」首要－－他的老上司朱德、周恩来也。朱德者，红军之父。国民党悬赏二十五万元人头榜上之所谓「朱、毛」也。微朱德，何以统军？
周恩来者，红军主力黄埔系之「老师」也，军委之前主席也。党中高干主力，法国留学、勤工俭学之总头头也（国民党高干主力为留美学生；共产党高干主力为留法学生。读者不妨参阅才女毛毛的大着《我的父亲》十六至十九各章，尤其是第十九章〈党的锻炼〉。兼阅金冲及着，一九八九年中央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周恩来传》第七章〈青年团旅欧支部〉）。
微恩来，何以驾驭军中飞扬跋扈之黄埔系（包括叶剑英、徐向前、左权、林彪）？微恩来，何以团结党中之留法高干（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邓小平），何以对抗那群朝圣镀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他们背后那批「国际」中的大小头目呢？
建立「毛派」（在海外叫做Maoists，现在拉丁美洲还有好几万）而无周、朱，则粪土也。有周、朱，则无攻不克、无坚不摧也。然周、朱断不可有「实权」；有实权，则尾大不掉矣。所以周公鞠躬尽瘁数十年，死而后已。做了一辈子外交官甚至特工首长，却未尝插一指于党的「组织」部门也。
朱德、玉阶者，命大官大之福将也。从瑞金开始就干上「红军总司令」。总去总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