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捷尔辛斯基争论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流露，内心的变化异常急剧。他发现，他的宗教观点和他的“其他见解”，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没有宗教就没有社会’，这是柏拉图说的，我们也附合着说。其实，柏拉图本人也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很自然，他这话的意思是指道德信念的总和，是自然宗教，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宗教。”
这一新旧决裂的过程，持续了整整两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读了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最终促使他永远地摆脱了宗教观念的影响。
1850年，是他彻底过渡到唯物主义哲学的一年。近两年来，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政治信念，正在逐渐形成。他所谓的“其他见解”，正是逐渐占据他思想的社会主义学说。
他起初，只是浏览一些报刊。然后逐渐阅读主要的历史著作和社会主义文献，寻求各种的问题的答案。
可以举车尔尼雪夫斯基，对1848年巴黎公社革命事件的看法为例。在学校和同学交谈时，他热情地为社会主义者辩护。当听说巴黎成了巨大的战场时，就完全同情那些用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人们。
184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回家过暑假，他留在彼得堡。整个暑假他是在阅读《死魂灵》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度过的。
其实，很难把这简单地叫作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细心琢磨作品中的每一句话，抓住每一个细节久久不放，研究每一个场面。最后，他着手抄录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他只能在夜里，当捷尔辛斯基夫妇躺下睡觉时抄写。有时也当着他们的面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装着抄写编年史的词条。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是多么醉心于莱蒙托夫的作品。在这样的时刻，他要同《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单独呆在一起。
果戈理和莱蒙托夫，就像活着的人一样，联袂进入了他的生活。他经常独自遐想，要是真能同他们会见，将会多么令人激动啊！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脑际萦绕的，尽是这些他喜爱的书。阅读了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那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在周围生活中随处都能印证。他越来越相信，“对认识和评定一个人来说，小说确实非常重要”。他想，如果不读果戈理的作品，捷尔辛斯基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他爱把日常接触到的东西，和书本上的东西联系起来思考。否则，车尔尼雪夫斯基日后也就不会成为伟大的评论家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才能，正是从研究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开始的。他从作品中解析出主题思想，斟酌作品的各个部分与全书的关系，分析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研究每一个细节。总之，他在学习评论艺术，他以极大的热情拜读名家的作品。
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天赋的评论才华已初露端倪。在他的大量读书笔记中，不仅细致地分析了《死魂灵》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抓住了最难捉摸的富有诗意的细节，而且已能通观这部史诗复杂的结构艺术。
笔记中也流露出政论家的热忱。他把文学看作能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的力量。
他在札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也许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向精神领域，也就是向道德和实践领域，沿着一条较新的道路，将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人。我觉得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作品，完全是独创的。他们的作品，也许是欧洲文学近年来登峰造极的。正是这两位作家向我证明了……是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成熟程度，决定着一个诗人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还不具有世界和全人类的作用，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不会拥有全人类的作家……总之，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证明，俄国已到了在精神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就像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前所做过的那样。”
这一观点，和别林斯基的看法何其相似乃尔。
第四章 超越自我大飞跃
1。 我是革命党？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大学学习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学校开学，没有使他产生什么特别印象。还是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头乱发的雷特金；温和谦虚的斯拉温斯基；结巴的奥尔洛夫；愚蠢到令人吃惊的扎列曼；马虎粗野的格拉西姆·波克罗夫斯基……
还是那些教授。学究习气十足的弗赖塔格；70高龄、老态龙钟的格列费；自鸣得意、喜好卖弄的库托尔加；为人厚道的普列特尼奥夫，总是拄着那根普希金赠送的黑手杖。还有口若悬河的尼基坚科，他好作手势。说到“优雅”这个词时，喜欢高举右手，让食指和拇指形成一个圆圈。他不停地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可惜是一些过时的论点；还有关于真、善、美的老生常谈。
尼基坚科还算是个优秀教授。除了他和斯列兹涅夫斯基，其余的人讲课，车尔尼雪夫斯基压根儿不愿听。
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图书馆里，翻阅埃尔什和格鲁伯主编的《百科辞典》，偶然看到关于雅各宾党人雅克·勒奈·阿贝尔的词条。完全是以谴责的口吻写成的，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阿贝尔——卑鄙的蛊惑者，借助革命的严酷日子获得幸福。宗教的死敌，一伙权欲熏心的狂徒的不讲道义的首领。”
说也奇怪，这些贬抑之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不起作用。他觉得自己真要成为《红色共和国》的追随者了。他不由讶然自问：
“我是不是成了革命党人？”
他在彼得堡仅生活了两年，但思想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他研究历史人物。对17世纪英国独立派首领克伦威尔，和法国国民公会那些伟大的活动家深感兴趣。当代人物中使他倾心的，有法国革命家巴尔贝斯，巴黎郊区的工人阿尔贝。
1848年7月，发生了平民蒲鲁东和梯也尔在议会中的那场著名的论战。彼得堡大学内的反应各不一致。车尔尼雪夫斯基全力维护蒲鲁东的观点。而教通史课的库托尔加教授，在学生面前破口大骂蒲鲁东。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烈地同情革新者。因此，对库托尔加教授的高论大为反感。他甚至想写一封信维护蒲鲁东的观点，偷偷将它塞到教授的桌子里。不过，这封信一直留在他口袋里，没有拿出去。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成熟了，认识到蒲鲁东理论体系之缺陷，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现在已不是1793年那样斩尽杀绝的年代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政治反对派的信念应该得到尊重。不能认为发表新思想就是大逆不道，而送上断头台。
他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社会主义者不是想消灭所有制和家庭，而是希望这些现在只属于少数人的福利，能扩大为全体人民所享受！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思，早已飞越出校园；但他还得耐着性子照常听课、作笔记、交作业等等，直至细枝末节。实际上，他与希腊、拉丁语教授弗赖塔格和格列费的关系，已紧张到要争吵的地步。在开学前约两周，车尔尼雪夫斯基打定主意索性不去听他们的课，或者在课堂上干别的事，比如写日记或给家里写信。
他对督学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叶也很反感。此人依仗权势，随时找学生的岔子。时而说他没有带佩剑，制服上的纽扣没扣好；时而说他头发太长，应该去理发店。车尔尼雪夫斯基干脆连课间休息也呆在教室里——不想在走廊碰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也许两教授已发现这个学生故意不听课，有一天不满终于爆发，演变成一场争吵。督学穆辛·普什金立刻来干预，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严厉训斥一顿。自尊心很强的这位青年，忍受不了督学的做法。很长时间他都想报复，用某种手段羞辱他。
某位同乡获悉这桩争执后，一五一十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双亲作了报告。远在萨拉托夫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急坏了，连忙写信问儿子：
“你在学校闹了什么事？”
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语文学、斯拉夫方言和通史等三门课。
尼基坚科的课，公认“合乎教育原理”。课上得很活跃，因为课堂主要是分析学生的作业，宣读他们自己写的文章。还讨论各种文学问题，没有严格的教学大纲。
车尔尼雪夫斯基打算选择尼基坚科提出的课题——分析《当代英雄》。这部作品的每个情节，他都仔细读过不知多少遍。曾经一页一页地抄写过这部小说。尽管这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但仍和当时一样，感到它的巨大魅力。不过后来脑子闪过一个念头，想写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题目——《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这位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当时哪里会想到，正是这个“抽象”的题目，后来使他蜚声文坛。他写作的这篇硕士论文，在校外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和反响，把读者截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赞扬他，另一部分人抨击他，进而仇视他。
不过，那次他并没选这个题，也没有选关于《当代英雄》的题目，而是动手写另一篇东西。结果使他后来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哈内科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着手写一篇关于歌德的短文，很着重心理分析。他刚读了《诗与真》的原著，印象深刻。
1848年11月的一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尼基坚科的课上，宣读了自己那篇题为《论歌德的利己主义》的论文。当他走出教室到存衣室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青年人走到他跟前，问他：
“刚才好像是您在宣读自己的论文？”
“是我。”
“这么说来，您对揭开歌德性格之谜很感兴趣啰？”
“是的，当然很感兴趣。”
“得啦，这事在学术上已经有人完成了。”
“您指的是仅用十行字来描绘诗人性格的黑格尔吗？”
“不，我说的是傅立叶。他找到了12种最原始的激情，一切性格的基础，都是由这12种激情及其派生的情绪构成的。”
这个青年人叫哈内科夫，彼得堡人，曾是东方系的学生。去年因“行为危险”被开除学籍。他二十三四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一些。
他们并肩走出校园。一路上，哈内科夫继续谈论傅立叶的学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聚精会神地听着。哈内科夫所谈的一切，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新鲜而陌生。特别是满口的新名词术语，听起来有点古怪：诸如社区，集体劳动组织，协会，法伦斯泰……
真是闻所未闻。最初，他觉得哈内科夫讲得有点冲动和杂乱。
“莫不是这个过于狂热的新信徒在吹牛吧？”
但他马上又责备自己，不该急忙作出带有偏见的结论。从哈内科夫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傅立叶学说的信仰之深。他认为这位法国思想家的伟大使命，就是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和人类本身！……
“这不是梦想！……不是乌托邦！……”哈内科夫高声说道。“请读一读他的《普遍统一论》。那里面一切都作了精辟的论证。读完之后您就会同意，法伦斯泰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