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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暗自思忖：“难道这样的姑娘，可能目光狭隘吗？她一言一行，都显示出她天生的聪慧。”
婚礼进行曲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越看越觉得她美。当她从傧相身旁走过时，她瞥了他好几眼；每一眼都使他产生非同寻常的快感。
他想：如果能博得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好感，便觉得称心如意了。
他悠然自得地回到宿舍，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身影老在脑际出现。不过，起初他甚至难以辨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他开始寻思，分析，琢磨：“也许，这是我的自尊心在作怪。因为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能使我产生好感；而这种好感，有别于姐妹对我的爱，显然是不寻常的。这也说明，我并不是一个不懂得爱的利己主义者……”
当然，这些内心意识流，外人是不可能知晓的。许多年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写的《生活札记》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这次婚礼。只是“傧相”这一角换了个名字：叫做“库鲁舍多林”。
其实，他从来没有和女人交往过，而确实已经到了求爱的年龄。这个向成年困难的过渡，使他对爱情的认识，带上了忧郁的色彩。他对她的感情，绝对是纯洁的，丝毫不怀有不可告人的打算。但确是难以抑制地思念她。一想到自己多少有点明白爱情的甜蜜时，便觉得无比幸福。
洛博多夫斯基婚后的第三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写日记。他用在教会中学时，独创的一种速记法。开始记的，就是这次婚礼的情况，以及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见面后自己的心情。
他一边写日记，一边细想他对洛博多夫斯基夫妇的态度。啊，这分明是不可能结果的花枝呀！
为什么对他们的思念，超过对其他人的思念？为什么他因期待见面而思绪不宁？这样的情形他从来还没有过。这并不是因无所事事而想入非非；他很忙。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学年考试迫在眉睫、脑子里正酝酿一部文学著作的构思。此外，他准备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搞一项大的科研工作。
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做什么，忙于何事，他的思绪老是关注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身上。他们夫妇间的关系将会怎样？丈夫会不会正确理解妻子的性情？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洛博多夫斯基能不能设法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这一切，都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惴惴不安。
很快得知，这两个人的生活变糟了。洛博多夫斯基的抱怨，使他感到伤心。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父母，也百般埋怨……
在这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朋友有困难，也曾解囊相助。现在他决定把开支紧缩到最低限度，将节约的钱送给洛博多夫斯基。只要能使这对新夫妇过得好些，他自己再穷也行。每次接到家里寄来的钱之后，他都赶紧跑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那里。除留下必需花的三四个卢布，其余的都给洛博多夫斯基。
他觉得，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洛博多夫斯基就会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琢磨，从哪里能弄到钱，使他俩摆脱贫困。
可是，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不幸又患上了可怕的肺病。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想到，万一肺结核夺走他朋友的生命时，他准备随时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假结婚，使她不至于像莫斯科的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那样，回娘家去受气，给父母弟兄充当佣人，被人看作“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
过了些日子，知识分子中经常谈论的话题，集中到巴黎的革命和俄国的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洛博多夫斯基当时已敏感到，俄国近期有可能发生革命。
有一次，他听到洛博多夫斯基慷慨激昂地说，也可以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的因素是存在的。其实，许多村庄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拒绝互相出卖，当局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来惩办一些人。但不过，他们缺乏团结，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我早就有参加并率领起义的想法。”
要在1848年发动俄国的农民起义，率领它和沙皇的军队作战……这一切，连当时最敢做敢为的人，作梦也不敢去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此仰慕洛博多夫斯基，这毫不奇怪。他们相好的期间，正是洛博多夫斯基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
后来，洛博多夫斯基逐渐消沉，丧失了年轻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参加并率领起义——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逐渐才清楚，他的这位朋友的革命情绪，是很不牢固很不稳定的。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年长的一个以热情勇敢开始，以当了五等文官而默默告终；年幼的一个开始时优柔怯弱，最后却成了一个伟大的、坚忍不拔的革命者。
经历的人和事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冷静反思得出结论：“我对人总是一下子就过于肯定，把人家看得很高很高，后来又不得不把自己捧得很高的人降下来。”
3。 告别旧观念
捷尔辛斯基一家来到京城，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不自在。
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他觉得拘束压抑，仿佛是个外人。还在1849年秋天，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回萨拉托夫度假时，就觉察到表妹夫妇之间，有某种虚伪的庸俗东西。他们表现得异常亲热，互献殷勤，窃窃私语，旁若无人。现在，他们这种专门作给外人看的表演，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很不舒服。他脑子里不由得呈现出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幅图景：
“常常这样，他们坐在长沙发上，突然不知什么原因，一个放下了烟斗，另一个撂了活儿（如果这时手中有活儿的话），懒洋洋地亲起嘴来。时间之长，可以抽完一支雪茄烟。”
捷尔辛斯基以前也是教会中学的学生。不久前从神学院毕业，当上了枢密院的一名官吏，自负得不得了。此人是个伪君子、不可救药的墨守陈规者。家中的闲暇时间，他是在和妻子胡扯、翻阅杂志里的图片或谈《圣经》中度过的。他把个人的安宁和功名，看得高于一切。为升官和获奖而祈祷，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样把钱积攒起来。平时极端吝啬，空着肚子的客人走后，他总是叹口气说：
“没法喂饱每个人啊！”
捷尔辛斯基不遗余力地节约每一支蜡烛。天黑该点蜡烛时，他总是小心而又客气地阻止：
“怎么，你莫非想点蜡烛了？”
在他们看来，漆黑之前，至少应该在昏暗中坐上20来分钟。晚上所有的人都该挤在一间屋子里，这样只点一根蜡烛就可以了。
而且，捷尔辛斯基夫妇，对洛博多夫斯基的态度甚不友好，弄得双方都很生气。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开始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捷尔辛斯基夫妇。他表现得客气而宽容，只是到了一定的激烈程度时，他才变得冷峭和倔强，决心想法悄悄地摆脱他们。
有一次，捷尔辛斯基以命令的口吻对他说：
“把蜡烛拿来！”
这使他大为激动，差一点吵起来。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去斥责对方的无礼，默默地照办了。只因从幼小起，他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尊重亲戚。
有时，他为表妹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感到悲哀，甚至有些可怜她。
同捷尔辛斯基家的密切接触，使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10多年后，他写出了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作品已成为几代革命者必读的教科书了。这个主题，就产生在和捷尔辛斯基的争辩中。当时他极力向妹夫证明，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妇女只不过是家庭专制的牺牲品，是丈夫的奴隶。她们完全被剥夺了参加社会生活的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这个亲戚，不仅在妇女问题上有分歧；他们在一切方面都不断发生争论。尽管他明白这种争论是白费时间，尽量避免主动挑起，但还是忍不住要与捷尔辛斯基争辩起来。因为后者总是当着他的面，诽谤生活中的一切高尚的东西。不管是谈论家庭、国家、法国的革命、果戈理、莱蒙托夫、拜伦，还是谈论俄国的官僚等级，他们的观点总是大相径庭。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俄国的农奴制是野蛮的残余。捷尔辛斯基则是农奴制的忠实维护者，他不能容忍任何触动这一制度基础的看法。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我不高兴别人当着我的面，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做，就会使自古以来就已确立的国家体制遭到破坏。甚至会造成法国目前出现的那种情况。”
“依了您，即便（政府）动用棍棒武器（对付百姓），头头还是头头……他们攫取得也太多了。他们忘了，不是百姓为他们而存在，而是他们为百姓而存在。不是真理为国家存在，而是国家为……”
对方闭上眼睛作打瞌睡状。车尔尼雪夫斯基中断了谈话，各自按字母顺序摆起了编年史中摘下的单词卡片。
第二天，捷尔辛斯基故意谈起一个萨拉托夫的官吏，两人不知不觉又就昨天的问题争论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反驳说：
“他并不比别的官员坏，大部分身居高位的人，不一定具备无愧于其职位的才能和知识。大部分官吏和当政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撤换掉，因为在我们这里，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予他职位；相反，是得到职位后，职位给予他相应的声誉。”
捷尔辛斯基忍不住了，他气急败坏地说：
“别说啦，这种争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过了一星期，他们谈到一些伟大的作家，这对冤家又争吵起来。
捷尔辛斯基说道：
“拜伦既然是个酒鬼，那他就和所有酒鬼一样，是个坏蛋。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只是个卖艺人罢了。当官的就不是那号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争辩说：
“不，作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分子……假如说他们身上有弱点，那么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因此，拜伦嗜酒的原因和别人嗜酒的原因不同。”
“胡扯，全都一个样。远看他们似乎很伟大，近看和我们毫无二致。他们在人民中煽动叛乱，挑拨离间，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样浅薄、愚蠢地议论伟大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受辱。
“正是这种现象现在使我感到不安：莱蒙托夫、果戈理这些作家——怎么能把他们称之为卖艺的！多么可悲啊……”
他和捷尔辛斯基争论时还小心翼翼，没有向他完全袒露隐藏在内心的思想。在同学当中则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他随便得多，可以自由而热烈地谈论革命思想。
他对真理、善良和正义的追求，起初是抽象的、模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向往变得具体而清晰了。但他还没有彻底摆脱宗教偏见的束缚，仍旧信仰基督；不过这时他的宗教情感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缝。
同捷尔辛斯基争论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流露，内心的变化异常急剧。他发现，他的宗教观点和他的“其他见解”，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没有宗教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