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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分别，奥莉加在宪兵上校的住所同丈夫短暂会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晚就乘驿车走了。临行前和奥莉佳约好，第二天她也乘轮船到阿斯特拉罕去会合。
10月27日早晨，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伏尔加河右岸与阿斯特拉罕遥遥相望的哥萨克福尔波斯特镇。乘小汽艇过河后，他被送到市中心广场的一家旅馆。
阿斯特拉罕的警察局长已经在动手写汇报：
“车尔尼雪夫斯基已于10月27日上午10时到达阿斯特拉罕城，已委派警察所长及侦探巴卡诺夫对他进行监视。并责成巴卡诺夫定期向宪兵局长汇报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时，未出现任何欢迎场面和发生任何游行示威。”
这一夜，在旅馆的房间里终于剩下他一个人，“护送者”没有了。宪兵办完手续后便回去销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稍事休息后，就到码头去接奥莉佳。城里人声嘈杂熙来攘往，各族人都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波斯人，鞑靼人，希瓦人……他几乎在码头上等了一整天。轮船到达时已是傍晚时分，他从旅客中认出了奥莉佳的身影。
他们在邮政大街找到了一套3室的住房。住宅陈设很简单：两把椅子，一张有点摇晃的桌子，一张沙发，加上床铺，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们刚住进这套房子，儿子便从彼得堡赶来了。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儿子还是小孩，现在亚历山大已经29岁，米哈伊尔也已25岁。
儿子在阿拉斯特罕逗留的时间很短促，父亲没来得及亲近他们，也来不及把他离家20余年的辛酸经历告诉他们。
儿子回彼得堡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表弟佩平写了封信：
“我和我的孩子还很生疏。他们来时我感到非常‘陌生’。他们和我一起只度过了8天，这么短的时间我能很好地了解他们的才能吗？特别是米沙，这段时间老在为家务事忙碌，一天难得有工夫和我谈几分钟。来时他同我很生疏，走时也还是那么生疏！”
说来也辛酸，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最操心的事，是偿还向亲友借的钱。这些人在他流放期间帮助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不仅想还欠亲友的款，而且还想还“公家”的债。尽管在阿斯特拉罕生活的头几个月他经济很拮据，他仍然请省长告诉他，他总共“欠”了公家多少钱——当局在伊尔库茨克贷给他的路费，还有从伊尔库茨克到奥伦堡的一辆新四轮马车车费。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来时体弱多病，但工作的愿望并没有减退。他很想坐下来工作，一直到肚子辘辘叫唤。吃完后再从早干到深夜，或从夜里干到第二天下午……他希望在佩平的帮助下，能在《欧洲通报》上发表小说作品。他在维柳伊斯克流放时，写成并销毁了许多中、长篇小说。内容还非常完整地保留在脑子里，现在可以毫不费劲地口授出来。儿子亚历山大对创作有兴趣，写过诗歌，也写过剧本。作为传授经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两个钟头之内给他讲了他写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章。
还在西伯利亚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拟订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文学创作计划。根据佩平的回信，未经当局的特别许可，报刊是不敢发表他的作品的。结果是反客为主，他计划中只占次要地位的翻译，却成了他维持家计的惟一手段。于是，他便坐下来翻译《比较语言学》，尽管他心中有数，这本书没有什么价值。
贫困在困扰车尔尼雪夫斯基。争取发表作品（哪怕用笔名）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使他十分苦恼。警察时刻钉梢，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在严密的监视下。他们在这里完全成了与世隔绝的人：深居简出，不跟任何人见面，不同任何人交谈。何必给人家造成难堪呢……
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迫在宪兵局拍了照，照片被印了24张，送往阿斯特拉罕及各县警察手中。
迁移到阿斯特拉罕一个半月以后，有一天英国《每日新闻》报的一名记者，到他住所来采访。记者感兴趣的是，能独家报导和从囚禁地回来的著名革命家见了面。
不言而喻，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他谈话时十分谨慎。稍一漏嘴，他就可能受到新的迫害。这次采访后刊登出来的题为《一个俄国政治犯》的文章，当然不会反映出这个革命者的真正精神面貌。
记者对他年轻的相貌感到惊愕——根本不像55岁的人：一头厚发，看不见丁点儿斑白；精神饱满，态度直爽。不过再仔细端详，记者终于发现，20多年的苦役和流放生活还是留下了痕迹。
过了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到了阿斯特拉罕的消息，传到了首都青年学生当中。
1884年1月12日，在传统的大学节——莫斯科大学建校纪念日，一群大学生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拍了一封电报：
为大学生最好的朋友的健康干杯。
一群莫斯科大学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为不能发表作品而苦恼。到阿斯特拉罕半年之后，他作了个试探性的动作：给表弟佩平寄了封短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萨申卡，请你把下面这则消息寄往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编辑部：‘我们听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准备出版自己的作品集’……
因为他寄出的信件，警察局都要拆开检查。他想通过这一特殊的办法试探一下，看当局对他恢复文学活动的意图有何反应。
果然警察局获悉了这封短信的内容，便立刻发函到出版总局，要求不能让上述“消息”见报。
一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有关方面了解清楚，当局对他有个限制条件：作品要经过检查，而且只准署笔名——这样才允许他从事文学活动。
1885年，经过朋友的周旋，出版商索尔达琼科夫委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翻译韦伯著的11卷本《世界史》。这项工作足够干好几年，可以解决他的无米之炊了。
英雄迟暮，宝刀不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作能力仍和以前一样令人吃惊。他聘请了年轻人费奥多罗夫作秘书，有时开玩笑称之为“打字机”。
车尔尼雪夫斯基每天早晨7点起床，喝茶时便看校样或原著，接着便是一连5个小时口授译文。他念得流畅而轻松，出口便成文章，就像在读俄文书。午饭后浏览报刊，下午3点继续翻译，直至下半夜……
实际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喜欢这部洋洋巨著，更不赞同韦伯的一些观点（如浓厚的德国民族主义色彩）。他不知疲倦地翻译它，除了挣钱谋生，暗中还另有打算。
他被剥夺了发表著作署名的权利，只好利用韦伯的名字作为幌子，暗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对原文如此这般删节剪裁，清除掉书中的“废话”和反动观点；而且附上一篇专为该卷而写的引文。所谓引文，就是一篇极有分量的评论力作。他的最后几篇论文就是这样产生的，收集起来总的题目叫做《世界史若干问题的科学概念论文集》。
经历了漫长的苦役和流放生活，他现在又使用批判的武器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学说进行战斗。
尾声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阿斯特拉罕被软禁了5年多。家人为把他转移到莫斯科或彼得堡不断奔走，因为在这两处有利于文学工作。可是当局坚持不予批准，直到1889年7月，才准许他迁回萨拉托夫。
回故乡前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出版人潘捷列耶夫交谈时说：
“对于我来说，萨拉托夫和阿斯特拉罕完全一样；不过奥莉佳会痛快一些。我个人倒很想移居到莫斯科，那里有个大图书馆，别的我无所求。”
在房东、秘书和女佣人的帮助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行李用船托运走，他本人于6月24日，在一名警官的陪同下启程，秘书很高兴跟随移居到萨拉托夫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一次回乡探亲，至今已过去整整28个年头。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沿着伏尔加河岸各个轮船公司的码头鳞次栉比。过去杂草丛生的街道已经铺上石板。平地拔起许多新楼房，城里有了铁轨马车，铁路已把萨拉托夫和彼得堡连接起来；只有城郊那些小房子破烂依然。农奴制废除已经将近30年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多大的改变。
流放只是摧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健康，但丝毫没有使他的聪明才智和精神素质受到影响。他对自己在《现代人》上发表过的文章无怨无悔。他现在的愿望依然是重新登上战斗的杂志论坛；甚至愿意迁居国外，承担《钟声》报的出版工作。
然而，即便他不过早地去世，这些愿望也是注定要落空的。
回故乡后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了《萨拉托夫日报》的编辑戈里宗托夫。他说60年代读了长篇小说《怎么办？》，因此被开除出教会中学。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可以给当地报纸写点东西。不过为了不带来麻烦，发表时当然不署真名。
尽管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但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和以往一样紧张而大量地工作。他经常回想起60年代的峥嵘岁月，怀念《现代人》编辑部并肩工作的战友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他认为这些人的生活和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写出来传给子孙后代。奥莉佳积极帮助丈夫搜集材料，她还亲自到过杜勃罗留波夫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根据这些材料，完全可以撰写出非常优秀的传记。车尔尼雪夫斯基想写的东西太多太多。然而，他的庞大写作计划来不及实现了。他在去邮局的路上得了感冒，10月份病倒了，很快出了并发症。
1889年10月29日（俄历17日）深夜，车尔尼雪夫斯基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走完了他那荆棘遍地的人生旅程。
他回到故乡萨拉托夫只生活了4个月。
伟大的革命作家和学者逝世的噩耗震动了俄国。尽管宪兵采取了防范措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葬礼还是变成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人群随着灵柩缓缓行进，灵柩上覆盖着各城市敬献的鲜花和花圈缎带。唁电和唁函从各地传到萨拉托夫，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表示深切的哀悼。
列宁曾经写道：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惟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摒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
附录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大事年谱
1828年6月24日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于萨拉托夫。
1836年12月进入萨拉托夫教会小学。
1842年9月进入萨拉托夫教会中学。
1846年5月到彼得堡。夏天被录取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文史专业。
1848年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哈内科夫结识。
1850年大学毕业，后到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语文。
1851—1853年担任萨拉托夫中学俄语语文课教学小组长。
1853年与奥莉佳·索克拉托夫娜·瓦西里耶娃结婚。5月偕她到彼得堡定居。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秋天，认识涅克拉索夫，参加《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