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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确有一批很时髦的“暴露”作家，他们只热衷于在“上面”允许的范围内批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仅不会动摇专制政权，相反，它把社会的注意力引离事情的本质，让人们忽视“这台某些人竭力加以修复的机器已经是破烂不堪”。而且，这类对旧制度毫毛无损的时髦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民主的假像。似乎允许人们自由说话，文学作品可以干预社会生活。
对这种人幽他一默又有何妨？
杜勃罗留波夫不仅在《口哨》栏，而且还在自己的长篇评论中无情地揭露这类所谓的“暴露文学”。他在《现代人》4月号上发了一篇《去年文学琐事》，尖刻地嘲笑了暴露派小说家们的那套雕虫小技：
“倒霉的是那些录事、区警察局局长、市议会秘书、区监督。遭殃的还有警士和乡村警察。即便有时触及省一级的官吏，这样的暴露文章大部分也是用以下公式炮制的：突出一个极为高尚的省长，这是省内上下的大恩人，他主张一切按法律公开办事。他身边总有两三名心地善良的官吏，由他们来惩处有各种舞弊行为的人。……但是请仔细听听这种暴露文章的腔调吧，每个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俄国一切丑恶现象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区警察局长狡诈，警士们粗暴。”
这一新的栏目果然博得了读者的赞许，但贵族自由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为恼火。
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1859年突然在《钟声》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非常危险！》。文章对《现代人》编辑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似乎《口哨》的方向大错特错，是在扼杀刚刚起步的言论自由。并把《口哨》栏目的撰稿人，和扼杀言论自由的反动政府混为一谈。他在文章的末尾作了侮辱性的暗示：
“我们这些可爱的小丑们忘了，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吹口哨，不仅可能滑到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那里，而且还可能（但愿千万不要）滑到斯坦尼斯拉夫那里……”
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都是办反动杂志的俄国作家。用他们来类比《现代人》杂志的同仁，必然会挑起一场文坛大论战。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赫尔岑与《现代人》杂志的革命策略也格格不入。就思想倾向而言，赫尔岑更接近于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中的自由派。此时他仍然相信，可以凭借沙皇和贵族的仁慈，使俄国人民的状况得到改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处境、政治态度，以及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相信人民，号召人民觉醒起来。而赫尔岑呢，按列宁的话说，则“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俄国，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
6月5日清早，情绪激动的涅克拉索夫来找杜勃罗留波夫，告诉他流亡在伦敦的赫尔岑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来。涅克拉索夫本人还没有见到那期《钟声》杂志上的原文，但在俱乐部里别人跟他说，《钟声》杂志的那篇文章，暗示《现代人》已被当局所收买。当天杜勃罗留波夫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这事属实，那么赫尔岑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报刊上如此轻率地评论别人，太蛮横了。我越是琢磨这个消息，就越相信这仅仅是涅克拉索夫的感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暗示。必须尽快弄到《钟声》杂志看看那篇文章，然后才好决定怎么办。至少应当给赫尔岑写封信，把问题解释清楚。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老是忐忑不安，仿佛在我口袋里找到了莫名其妙地落在里头的别人的钱……我个人并不因为赫尔岑的刻薄而感到很失望。不得已时，我可以和他论战一番；但涅克拉索夫却焦躁不安，因为赫尔岑在我们社会的优秀分子中影响很大。暗示被当局收买这件事特别使他感到受侮辱，他几乎下决心要亲自到伦敦去做一番解释，说这种事完全可以导致决斗。我不明白，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我也觉得必须进行解释，为此我愿意前往……”
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都认为，同赫尔岑见面时应力争使他收回那篇文章。伦敦是非去不可了，但不是他俩，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涅克拉索夫觉得选杜勃罗留波夫去不合适。他担心杜勃罗留波夫心直口快，话语尖锐，谈判容易弄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赫尔岑“决计不会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承认这些话不真实，就会在读者心目中贬低自己。”
但涅克拉索夫一再坚持和恳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很不愿意，但还是同意衔命伦敦行，去和赫尔岑交换意见。
得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发表上述文章的第五天，涅克拉索夫就给《现代人》杂志办公室主任伊波利特·帕纳耶夫写了封信。请他“今天尽早”提取车尔尼雪夫斯基“明天出国”要用的款子。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赴伦敦的路途上时，他的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却在萨拉托夫等待儿子回来。6月26日，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伦敦那天，父亲寄了一封信去彼得堡给儿子和儿媳奥莉佳：
“我亲爱的孩子，你们本月16日写的信，23日收到了……我没想到，没猜到我亲爱的儿子会出国，并且还要到伦敦——我们还准备本月23日迎接你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伦敦逗留的时间不长，6月30日他便启程回国。和赫尔岑面谈了两次，其中的细节外界知道得不很多，但交谈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
大致情况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向他谈了内心的感受和想法。责难赫尔岑把《钟声》办成所谓的“暴露性的”杂志：
“如果我们的政府稍微有点头脑，它本会因你们的暴露而感激你们；这类暴露使它有可能比较冠冕堂皇地对自己的爪牙严加控制，同时又不使国家制度受到触动。而问题的实质正好在于制度，而不在于那些爪牙。您本该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比如立宪的，共和的，或社会主义的。这样，一切暴露才算重申了您的基本要求……”
由于感情过于激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眼泪夺眶而出。赫尔岑几次想打断他的话进行反驳，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说还没有讲完，不过很快就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完后，赫尔岑昂然地扫了对方一眼，冷冷地、教训式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是的，根据你们狭隘的党派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从一般的逻辑观点来看，这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说明是正确的。”看着那副神气的样子和最后的表态，车尔尼雪夫斯基大为惊愕，顿时心乱如麻……
尽管观点相左，有趣的是两人对对方的评价却那么相似。
车尔尼雪夫斯基眼中的赫尔岑：
“真是个聪明人……可惜远远地落后了。他至今还以为他是继续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说俏皮话挖苦人，是在和一位老学究拌嘴呢。然而，今天时代在飞速前进，一个月等于过去的10年。仔细一看——他还是莫斯科老爷的那个脾气。”
赫尔岑反过来则说：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聪明而又如此自负，这尤其令人吃惊，因为他深信《现代人》杂志乃是整个俄国的中心。我们这些罪人早就被他们埋葬了。我觉得只是他们的倒头经似乎念得太早了——我们还要再活一阵子呢。”
且不管事实如何，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开伦敦不久，《钟声》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短文，文中谈到：
“在第44期上，我们曾提醒我们那些猛烈攻击暴露文学的俄国同行，他们这样做有意无意地在给训导委员会帮忙。如果我们使用的讽刺被看成是侮辱性的暗示，我将十分难过。我们凭良心请你们相信，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无此想法；如若有此想法，我们就不会是这个揭露法！……我们并没有指任何一位文学家，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章出自谁的手笔——我们认为自己有权说几句话反对这些文章。并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忠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860年初，《钟声》杂志第64期刊登了一篇《外省来信》，作者署名“一个俄国人”。作者究竟是谁难以考证，但这封信的立场观点和语言风格，酷似车尔尼雪夫斯基。作者清楚地论证，不应该相信沙皇的“善心”，因为这种信任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伊始，尼古拉紧紧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稍微松开了一点，于是我们便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一个个诏书下达之后，大家都弄得晕头转向——似乎万事大吉了，农民有了土地，自由了。大家都在谈论中庸之道，谈论各方面的进步，但却忘了农民的命运已交给了地主，而地主是不会放过任何得利机会的……
“请看吧：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会露出老沙皇式的獠牙来……对沙皇的信念，已经贻害俄罗斯好几百年。您不应该支持这种信念……只有武力才能从沙皇政权手中为人民夺得权利……只有争取来的权利才可靠。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除了斧头，任何东西都不管用！此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促使问题和平解决，您已经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请您改变腔调吧，但愿您的《钟声》不是招呼人们去作祈祷，而是向人们报警！您号召俄国人拿起斧子吧！”
赫尔岑对这封信的回答，再次证明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多么严重。
“只要还存在一线不用斧子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就拒绝号召人们“使用被压迫者的最后一着——斧头”。
文学艺术上的争鸣，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往往短期内很难争个是非。然而《钟声》杂志和《现代人》之间的争辩，却很快由沙皇用实际行动替他们作出了结论。
那就是两年后沙皇政府对农民实行血腥镇压，农民的鲜血擦亮了赫尔岑的眼睛。他终于结束了彷徨和动摇，毅然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他的《钟声》杂志随之转变了态度，第96期上写道：“旧的农奴制为新的农奴制所取代。总之，农奴制并没有废除，人民被沙皇欺骗了！”
从伦敦回来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了趟故乡探望年迈的父亲，9月1日返回彼得堡。
3。 分道各扬镳
俄国全社会围绕农奴制改革问题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领域。
在文艺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组成的进步阵营，以文学为武器，抨击丑恶、针砭时弊，为人民的解放斗争呐喊助威。一批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集结成营垒，把文学当做欺骗人民、巩固农奴制度的舆论工具。这种矛盾和斗争，甚至渗透进了《现代人》杂志的内部，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分裂。
《现代人》杂志，曾经努力团结一批进步的贵族作家，引导他们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创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学天才。如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在这家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优秀杰作。每当这种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表示真诚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