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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他最喜爱的一种娱乐，就是在山坡上滑雪橇。通常是当晚上父母外出做客不在家时，才去作这种游戏的。在漆黑无人的街道上，几个小孩跑到一起。他们从雪橇上取下那只用来从伏尔加河提水的大桶，然后把雪橇拖到中学大街。那里有一条倾斜的坡道，向伏尔加河边滑去。孩子们滑得很快，从歪斜的小房子旁边飞驰而下，因为惊险刺激而兴奋无比。
对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最感亲切的莫过于自己家的院子、波克罗夫大街、莫斯科大街、新大教堂广场，以及最近的这一段伏尔加河岸。萨拉托夫城的其余地方，他就不大熟悉了。
家里过的生活是相当朴素而单调的。这是一个兴趣有点狭窄的闭塞小天地。成天不外乎是游戏和读书。家人平常谈论的、大人和小孩经常所想的，都是教堂、神甫、做礼拜、大主教、忏悔等一类的事。
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不分彼此。尽管佩平一家，可以说代表“上流社会”，但这并没能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习惯。佩平家的“上流社会”生活准则，不仅不显得对立，相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所代表的“宗教”准则，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不过，这种“宗教”的东西，已完全尘世化。在这个家庭里，人们主要是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每件事。丝毫没有狂热的迷信，没有禁欲主义和神秘情绪。当他们讲到教堂时，主要是指父亲工作所在的谢尔吉耶夫教堂……他们讲“神甫”，主要是指亚科夫·亚科夫列维奇，即在教堂里的一位同事……仅此而已。
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家人，对宗教并非抱着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教堂之间，不单纯是职务上的关系。家庭留给这个孩子的宗教偏见，实际上长期影响着他。摆脱这些偏见并非轻而易举，而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
2。 勤勉的学童
人活着，每天都有各种需求；生活本身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宗教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辈都是平常人，当然受到各种并不奢侈的需求的纠缠。幼小的尼古拉在他们当中成长，已经习惯于他们的言行和思维。以致在后来需要从理论上辨别真伪和善恶时，这些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上面描述的家庭及其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对这个敏感的小孩子，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童年就有机会观察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是多么艰辛。农奴制、兵役、当局的专横残暴，给农民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在伏尔加河岸边，到处可以见到纤夫和搬运夫的住宿地。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受着骇人听闻的剥削。还有，成群结队的囚徒，沿着察里津大街被驱赶而过。从1835到1845年的10年间，有成百上千的农民，因造反从萨拉托夫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佩平家在阿特卡尔县，拥有一座不大的庄园。佩平家的农奴，经常从那里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在紧靠佩平庄园的一个村子里，农民打死了一个虐待他们的地主。当局残酷镇压农民的消息，也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小孩的耳朵里。
在城里，经常可以见到当众鞭笞犯人，和在校场处决犯人。萨拉托夫城里驻着一个团的部队。在校场上，士兵进行步法操练和持枪操练。稍有差错，立刻就地当众受到惩罚。征兵站前聚集着人群，母亲们满面泪水，她们将要和儿子分别25年。被抓的壮丁则显得满不在乎，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在萨拉托夫的那段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
“不是在高贵的社会中长大的。所记得的，都是粗野贫困的生活。一群群喝得醉醺醺的纤夫，踉踉跄跄地走过古城的街道，他们喧闹着，吼叫着，唱着粗犷豪放的歌曲。”
老百姓的逆来顺受和无可奈何，引起了年少好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并使他感到忧虑不安。
1836年，小尼古拉8岁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开始为儿子启蒙，教他学习识字读写，决心亲自为儿子进入教会中学创造条件。送给了孩子一个笔记本，本子上写着：“劳动能征服一切”，“诚实者受人敬爱”，“唯上帝为万物之本”等等。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不仅有教育才能，而且还有点教学经验。他能够流畅地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作品，在数学、史学和地理方面，也颇有基础。儿子很有天分，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引起所有亲友的注目。
一位比尼古拉大5岁的亲戚拉耶夫，曾作如下描述：
“你很难看到他手里不拿着书的时候。不论是吃早餐、用午饭、还是同别人谈话，他总是手不释卷。他父亲藏书室的各种书籍，他都读过。我经常看见他在翻阅普柳沙尔的百科辞典。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阅读的酷爱，简直令人吃惊。在他的影响下，我当时也读了许多书。包括罗连的整部《通史》，此书是由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译成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只有10岁，其知识的广博，15岁的中学生也很难与之相比。他13岁那年便帮助我准备考大学。”
对阅读的酷爱，引起了祖母的反对，却得到了父亲的鼓励。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认为，大量阅读有助于儿子培养翻译文笔。他不时称赞道：“奇怪，希腊人的思想，科利亚（尼古拉的小名）用俄语转述得多么好。”
父亲布置的功课，科利亚完成得很快。然后他就到大街上去玩或坐下来看书，再不然就和祖母下棋。祖母一边下棋，一边给孙子讲述古老的故事。
1836年9月5日，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把儿子送进了教会学校。
其实只办了入学注册手续，说好他可以不上课，各自在家里学习；但必须参加每次考试。他这样做，是想让儿子躲开教会学校的不良影响，因为这所学校的粗暴，已经根深蒂固，盛行体罚和死记硬背书本。
教会学校坐落在一栋肮脏的两层楼房里。冬天供暖很差，学生们穿着大衣和短皮袄上课。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知道，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个酒鬼，住在学校集体宿舍的那些教师，都是些作风粗暴和不学无术之辈。他得出结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不受这种学校的影响。
科利亚在家学习，求知欲很强，记性好，聪明过人，学过的东西掌握得很牢固。家人预料，他日后的生涯将在宗教界，所以准备让他考教会中学。
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教会中学的基本课程。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教儿子学这两门语言。其实，他只能断断续续地教儿子。妻子抱怨说：“他哪有工夫教科利亚呢？他从教堂回来，和科利亚谈上半个小时，布置点希腊语作业，便又上宗教法院去了。而科利亚坐下来写功课，写罢便出去玩。”
尽管在这偏僻的城市里，处在神甫和助祭之中，是难以满足求知欲望的。但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语言产生了兴趣。他家不富裕，不能像其他贵族家庭那样给孩子聘请家庭教师。
在学习上，科利亚很有主动精神，很能想办法。比方说，有一次他偶然结识了一个卖水果的伊朗人。便提出教那人说俄语，作为条件，对方教他波斯语。伊朗人每天卖完水果，便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里。把鞋脱下放在门槛边，盘腿坐在沙发上，开始互教互学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法语。他发现同学笑话他的发音，便不再上私立寄宿中学学法语。不过，他虽然不到学校去，却自学得很用功。表兄弟们一起向一个教音乐的德国移民学德语。作为交换条件，这个德国人向他们学俄语。在进教会学校以前，他已开始学拉丁语、希腊语、动物学、博物学、几何学、俄语语法、文学理论、历史、地理、德语和法语。并进行了从斯拉夫语到希腊语和从希腊语到俄语的翻译练习。进教会中学以后，除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外，他还给自己增加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和鞑靼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培养好的文笔，开始作些简单的修辞练习。过了几年，便能着手翻译古罗马历史学家科尼利厄斯·尼波斯、西塞罗和李维等人的著作。
除了必须做的功课外，这个“书蠹”几乎无所不读，包括俄国天文学家佩列沃希科夫的《天文学》。在这部书里，每行文字几乎都附有整页的积分方程式。至于他父亲的两个书柜里的藏书，他当然尽情饱览。这里藏有18世纪至19世纪初，俄国作家的重要文史书籍。如卡拉姆津著的《俄罗斯国家史》，普柳沙尔的《百科辞典》，A·韦尔特曼的《世界景象》等等。
父亲不满足于自己的藏书和所订的报刊（他只订了《绘画评论》和《莫斯科公报》），他和城里的贵族来往密切，经常从那里借回来许多书刊。于是便有了普希金、茹柯夫斯基和果戈理的作品，以及厚厚的大型月刊《祖国纪事》、《读书文库》和很出名的《现代人》杂志。
还在上大学前，他就在《祖国纪事》上读到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著作。
3。 教会中学生
184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升入萨拉托夫教会中学念书。
在教会中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编入一年级。一年级当时称为低年级，又称修辞班。它上面的中年级为哲学班，再往上的高年级，是神学专修班。教会中学能给予这个勤勉学生的东西少得可怜。按说，他的成熟程度和知识水平，已远远超过这所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不该学的东西之外，在这所学校里他几乎没有什么可学。
学校的教学方法烦琐死板，只能白白浪费他的时间。哲学课仅仅是为了适应神学的需要而开设，语文课程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布道说教的能力。他的朋友、也是著名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稍后曾就读于此校。
若干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教会中学的情形：
“即便才智平平的学生……也不能不抱怨这所学校教学上的空洞无物。像杜勃罗留波夫这样聪颖过人、酷爱科学、知识渊博的学生，就更为浪费时光而懊恼。他蔑视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根据大纲所设的功课。”
上课时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半用来摘抄词典，学习外语，为的是扩大语言方面的知识。奇怪的是，有时老师突然袭击向他提出问题，他一点也不惊惶失措。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站起来竟能应付自如，对答如流。
学生特别喜欢听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历史问题。平常这门课上得死气沉沉。历史课老师西奈斯基精通希腊语，但历史知识甚少。当教师让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时，喧闹的课堂顿时鸦雀无声。听他答得有声有色，内容超过课本的东西。
他的作文被认为是范文。语文老师向校长报告说：“只有大学的教授，才能把作文题发挥得这样好。”学校经常用的作文题目屈指可数：修辞班常出的题有《受苦方知上帝亲》、《忍耐之益处》，《近墨者黑》之类。哲学班有《论灵魂与躯体之别》、《思辨法与经验法优劣论》等。总之，在整个中学阶段，作文题目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