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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月,涅克拉索夫从国外回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见面便自责,因为他的过失极大地损害了《现代人》。
涅克拉索夫听后表现得很豁达,说:
“是啊,这当然是个错误:您没想到,既然我没有将《诗人与公民》刊登在《现代人》上,就说明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
仅此而已,以后再也没提到过这件事。而且丝毫也没有改变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任,继续把他当作《现代人》最重要的一个编辑。
这年12月份,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
“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个好样的。请记住我的话,这是俄国未来卓越的报刊编辑和撰稿人,他比我这个罪人要纯洁。”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工作遭到挫折的日子,个人生活也遇到麻烦,心情大受影响。
妻子奥莉佳这时正怀第二胎。因为医生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曾提出过警告:她以后再生小孩就有致命的危险!
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爱妻子,他以惶惶不安的痛苦心情,等待分娩日期的临近。他一向沉着镇静,这一次再也沉不住气了。从1856年秋天起,不安的心情就完全破坏了他的正常生活,心乱如麻,甚至不能安心写作。
在紧张的心情中度过了大约四个月。次年1月7日,奥莉佳终于平安生下了小儿子维克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终于平静了下来,以十倍的精力又投入了《现代人》的编务。
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个手提旅行袋、身穿破旧衣裳、举止腼腆的青年人突然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这人是萨拉托夫的地主,名叫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赫梅捷夫,从前在家乡见过面。他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把庄园和财产都卖掉了,决定永远地离开俄国,虽然他热爱祖国。
从后来的谈话里才弄清楚,巴赫梅捷夫受到社会主义文学,特别是赫尔岑作品的影响,思想发生了突变。决心与旧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要到太平洋上的法属马贵斯群岛上去建立一个农业公社。完全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的新生活,让人们兄弟般地相处。他还想顺便到伦敦去会见赫尔岑,把他卖庄园所得的一大部分钱,捐助赫尔岑用于宣传俄国的事业上。
客人告别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送他一程。他们便一同出来,边走边继续谈论巴赫梅捷夫的计划。越谈越入迷,不知不觉在丰坦卡沿岸大街上来回逛了一整夜。
巴赫梅捷夫这个不寻常的人物,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印象:此人生活中的某些特点,为后来塑造小说《怎么办》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这个形象提供了素材。
巴赫梅捷夫果真言行一致。到了伦敦同赫尔岑会见,把20000万法郎捐赠给《钟声》报作为宣传之用。至于他到马贵斯群岛的情况如何,是否实现了建立公社的计划——这就不得而知了。
3。 尼古拉三杰
就在编辑部人手最紧张的时候,杜勃罗留波夫前来加盟,给《现代人》凭空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杜勃罗留波夫是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当他还在学习期间,思想上已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学生中间建立了秘密小组,学习、宣传革命思想。1856年,他把一篇论文投寄《现代人》杂志,希望能够发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仔细阅读了来稿,觉得很有见地,当即约来编辑部面谈。两位年龄相差8岁的年轻人,一夕畅谈之后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两人的思想观点、政治信念、以及精神气质非常一致,好似乃兄乃弟一般。这一次长谈,奠定了他们日后亲密的战斗友谊。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这位21岁的大学生思想早熟、知识广博、目光深邃,对各种问题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投来的论文是他的处女作,但已经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文学才华。当时他就非常赞赏杜勃罗留波夫的才能,手边的确也急需人才;但出于对朋友的爱护,还是劝阻这位小弟弟暂时不要离开学校,最好等到毕业后再出来工作。
等到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参加了《现代人》编辑部。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文学评论和书刊介绍栏交给他去负责,他本人脱开身来,全力去抓更为重要的栏目——即政治、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栏目,以及研究更为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
这样一来,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加上新来的杜勃罗留波夫,三人分工合作组成了编辑部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共同支撑起这份杂志。这辆三套马车合作得很协调。涅克拉索夫善于用人,三人共同拟订每期的计划,他自己不很在行的问题,给助手们充分的自由去处理。说来也巧,三个人的名字都叫做尼古拉;于是人们称他们为“尼古拉三杰”,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自从担任杂志的领导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考虑好一个改革《现代人》的计划。现在充实了力量,有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他决心将计划付诸实施。
他计划彻底扫除旧习气,摆脱盲目仿效西欧的作法。调整杂志的内容,大力充实学术栏。精选优秀的原著,取代译作和编译的文章。压缩
“综合栏”的篇幅,为学术栏目让路。取消“时尚”栏,诸如巴黎的戏剧、外国的趣闻逸事、浅薄庸俗的小品之类,没有必要占据版面。小说评论的分量应该降到第二位;多评论内容严肃而实际的书籍。同时多发表一些密切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民命运的文章。这个改革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现代人》办成一份反对沙皇农奴制、变革现实的有力武器。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逐渐成为公认的《现代人》杂志思想上的领导者。接着又有米哈伊洛夫、谢拉科夫斯基两位志同道合的新人参加进编辑部工作。从1857年起,还不满23岁的杜勃罗留波夫开始主持评论和书刊介绍栏;米哈伊洛夫分管诗歌,谢拉科夫斯基编写国外消息。
涅克拉索夫的住宅,当时被称为“文学客店”。它共有四个房间,来访者熙熙攘攘络绎不断:有熟人和朋友,还有与《现代人》相关的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经常在涅克拉索夫住所工作,三人便于随时磋商。即使有客人来访,工作也不因此稍有停顿。
晚上,《现代人》的一些同仁常聚集在涅克拉索夫的书房里交谈。在这种时刻,涅克拉索夫总是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叫来一块儿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碰到熟人便活跃起来,谈得非常生动有趣。
每星期在涅克拉索夫住所都要举行一次编辑部午餐会。为《现代人》撰稿的作家都应邀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般不愿意出席这种集会,涅克拉索夫一定要请他参加。因为他善于和监督他们杂志的检查官周旋。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回忆道:
“自然,倒霉的检查官不知不觉地在这里扮演着可怜的角色。一般说来,只有我能用愉快的谈话使他不感到那么孤独——我参加午餐会就是为了要起这么个作用。”
现在可说是《现代人》的鼎盛时期,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在尼古拉三杰的领导下,所有同仁齐心努力,使《现代人》成了当时最富有战斗性、在读者中享有极高声誉的文学杂志。
涅克拉索夫重用改革派年轻人、杂志彻底转向革命立场,不可避免地要触怒贵族自由派作家群。他们指责涅克拉索夫偏爱“乳臭未干的中学生”(这是他们对杜勃罗留波夫的蔑称),又嫌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太死心眼。但涅克拉索夫没有让步,他的心完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
奇怪的是,贵族自由派作家尽管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智力上和道义上的巨大力量。大家公认,在《现代人》的编辑和撰稿人中间,屠格涅夫公认最为博学多识。而屠格涅夫曾亲口对涅克拉索夫说:
“我很奇怪,刚离开校园的杜勃罗留波夫,怎么会对优秀的外国作品了解得这么扎实透彻!记性也很了不得!”
涅克拉索夫回答道:
“我已对你说过,他的脑子非常好!指导他的智力发展和教育他的,准是最杰出的教授!老兄,这是天生的俄国才子……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它表明俄国人智慧的力量,尽管社会的生活条件是那样不利。再经过10年的文学实践,他们在俄国文坛上将会起到与别林斯基相同的作用。”
然而无须等待10年,在很短的时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就在俄国文学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对这一时代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俄罗斯国内阶级矛盾达到白热化。封建农奴制度摇摇欲坠,帝国已如大厦之将倾覆。克里米亚战败后,全国上下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农民问题成了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新继任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自己也承认,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革命,倒不如主动采取措施,由上面下令来解放农民。
1857年初,沙皇指令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着手起草农奴制改革方案。
围绕农奴制改革的办法,社会上的舆论不外乎两种态度。革命民主主义派代表广大农奴的要求,竭力主张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农奴制,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与此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和农奴主。他们希望保存沙皇专制政权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自上而下实行有限的改革。其代表人物卡维林说得很直白:
“从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可以使俄国保持500年的稳定。”
两派力量针锋相对,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思想领袖,历史性地落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通过《现代人》杂志传遍了全俄国,教育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随着名气的增大,他家里来访者络绎不绝,经常高朋满座。每逢星期四约定俗成有一次大型聚会。这种时刻,他的客厅里可以见到各种职业和地位的人物:文学家、教授、军职人员、大学生和普通群众;自然而然这里形成了一个国内进步思想的交流中心。
他的妻子奥莉佳是个贤内助。她热情帮助丈夫接待宾客,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每次聚会丈夫和友人密谈时,她就领着大家在一边唱歌、跳舞、说笑逗趣,好像在开家庭游艺晚会似的。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俄国出现了许多分散的革命小组织。其中很多都与他的这个“中心”有联系。最大的一个秘密革命小组名叫“土地与自由社”,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接参与下建立起来的。该小组的领导人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是他的学生和战友。
1862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倡导下,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象棋俱乐部”,成员达到100余人。名义上是消遣娱乐,切搓棋艺,实际上又是一个秘密活动集中点,成了“土地与自由社”的外围组织。
这段时间,在国外也形成了一个俄国革命中心,与国内的革命力量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为首的是老一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流亡伦敦的著名思想家、评论家赫尔岑。他们在伦敦建立了一家“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