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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注意开发第二课堂。有时邀请高年级学生到自己家里，把藏书借给他们阅读。和他们一道读文学谈历史。偶尔邀请科斯托马罗夫来辅导，因为他是历史学家。另一种方式是组织小型座谈会，让学生讨论上次作文的优缺点，吸引每个学生发表看法各抒己见。他通过这些办法，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阅读的能力，教学水平大有提高。
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了真理的种子。他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非常喜爱这位语文教师，迫不及待地等待他上课。只要他登上讲台，整个教室雅雀无声。连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竖起耳朵注意听，生怕漏掉一句话。
每天课后放学回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大群学生。他同这些孩子亲切交谈，了解他们家人的健康情况，打听他们的住址，和他们开玩笑，同到家门口的孩子握手告别。到了夏天，傍晚时分车尔尼雪夫斯基总要出去散散步。他看到学生在院子里嬉戏时，也走进院子同学生一块儿玩。他兴致勃勃，尽量游玩。太累了便坐到树墩或木板上，同孩子们随便聊天……
然而，这种对旧教育制度的离经叛道，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憎恨和反对。反对最激烈的是校长梅耶尔。
这个梅耶尔迂腐而专横，对顶头上司百依百顺。对教员和学生则粗野暴躁，动辄发火。只准许教师按照上司规定的框框讲课，容不得半点新思想新方法。经常可以听到他大声训斥学生：
“如果明天你还不理发，我就叫人敲着锣当众把你的头发剪光！你这个小流氓！可恶的进步分子！”
他平时抖起做官的架子，决不会在俱乐部同官衔在五品以下的人打牌。这种类型是沙皇尼古拉时期学校管理人员的代表人物。当时学生中流行着一首讽刺打油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领章制服身上穿，
老师脸色多难看；
校长大人管得宽，
简直叫人心厌烦！
这样的校长，不可能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生磨擦。
当梅耶尔发现这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的作品时，就开始暗中监视他的活动。上语文课时，经常偷偷摸摸站在教室门外，从门缝窥视里面的动静。有时干脆直接闯进课堂，无礼打断教学。某次，当着学生的面对督学说：
“这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这样随便？他在记分册上竟用铅笔打分。请吩咐学生把墨水给他送去。”
当学生送去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这样做学生的知识并不会增长……”
有一回出现了这样的场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正讲到精彩处，梅耶尔突然闯进教室，打断了教学：
“别讲了，请向学生提问功课。”
车尔尼雪夫斯基答得不卑不亢：
“我还没有讲解完。请允许我先解释完，然后才按您的要求向学生发问。”
梅耶尔转过身，一言不发便走出教室……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梅耶尔走进教室，讲课便嘎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住校长大人，使他狼狈不堪。
“您这是干什么？请继续讲下去。”校长说道。
“不行，我太累了；再说学生也累了，得让他们休息休息……”
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考试时，校长对这班学生百般刁难，故意挑剔，压低学生的分数。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愿向校长让步。他非常清楚，梅耶尔对学生的挑剔，实际是对他本人不满。他不等考试结束，愤而退出课堂以示抗议。
小小的萨拉托夫城里一时流言纷起，说语文教师利用课堂鼓吹革命。
这当然是出自梅耶尔之口。因为他曾不只一次对老师们说：
“有人简直是在搞自由化！公开给学生讲法国革命，我会因为他而被送到堪察加半岛去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心里有数，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中学。
这种停滞、保守、闭塞、压抑的环境，他早已无法忍受。而且，教中学对他来说确实太狭窄了。彼得堡在吸引他，在那里从事文学和报刊工作，更能施展自己的力量。
1853年年春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辞职离开了萨拉托夫。
第七章 成家立业两手忙
1。 奇特的求婚
1853年1月26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应邀参加一位远房亲戚的命名日晚会。在晚会上，出现了一位他不认识的年轻姑娘。她活泼、爽朗、落落大方；有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风采。
别人告诉他，姑娘名叫奥莉佳·索克拉托芙娜·瓦西里耶娃。一听到这个名字，他马上就有印象。
记得一位熟人给他讲过，这女孩思想进步，在某次娱乐晚会上，她曾经大胆地高高举起酒杯，欢呼“为民主而干杯”。从此人们就称呼她是个“民主主义者”。哎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倾倒。现在他终于亲眼见到了这个活泼可爱的19岁的姑娘了。他觉得仿佛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初次见面就一见钟情，是否有点轻率和唐突呢？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谨慎又大胆，冷静又热情的青年。他决不会像那些纨绔子弟，随意玩弄美好的感情。此前他倒是尝过一点恋爱的滋味。大学时曾经爱慕过同学的妻子纳杰日达·叶戈罗芙娜。在同亚历山德娜的交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感情。回萨拉托夫一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对他的学生科贝林的姐姐产生过好感。他自己觉得老是惦记着她，有一次甚至想向她表白爱情。但她回避了，也许她心中明白，他们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她父亲在城里颇有地位，是不会愿意同一个中学教师结亲的。
然而，这一切和他认识奥莉佳后所产生的强烈爱情相比，以往曾经闪现过的情愫，便不值一提了。
他起初半开玩笑地，接着便越来越热烈地向她倾诉自己的感情。他坦率而又大胆地对她说：
“我对您充满热爱，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您身上的确存在着我设想您具有的那些品质。”
在欢乐而喧闹的舞会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抓住每个机会，越来越殷切地要她相信，他的爱情是真诚的。稍后，在同她跳卡德里尔舞时，他对她说：
“您不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吗？那就给我机会，让我证明我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吧。请您要求我作这样的证明。”
后来奥莉佳回忆说，他那天晚上的举止使她深感惊异。第一次见面就求爱，使她觉得有点过于鲁莽，甚至感到受了侮辱。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也许，最好还是用开玩笑把它岔开。
但用开玩笑把它岔开已无济于事了。有的人是不可用爱与之开玩笑的……
第一次见面后，他们逐渐了解加深。
她是萨拉托夫的一个医生索克拉托夫·叶夫根耶维奇的女儿。母亲不大喜欢她，哥哥对她也不好，目前她深为家里的处境所苦恼。于是，他便更加同情她，并产生了想与她结合的想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待婚恋的态度很有特色。他自己说：“往往由处境的可悲和艰难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洛博多夫斯基和亚历山德娜，这是我真心喜爱的两个人。引起这种喜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不幸境遇，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品格。”
不管如何，第一次的爱情成了他终生保持的、惟一的爱情。这种感情后来经受了许多考验，始终没有动摇或者衰败。
为了帮助她摆脱家庭的束缚，他决心尽快与她结婚。2月19日，他向奥莉佳正式求婚。
这次求婚非常奇特，除了一般的表白爱情，谈婚论嫁，海誓山盟，另有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过分沉重而又过分严肃的谈话。
他直率地对奥莉佳说：
“您可以笑话我，恕我直说。您想出嫁，是因为你们的家庭关系很紧张。”
“不错，这是事实。当我还年轻时，是欢乐的；但现在，我发现家人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感到十分痛苦。如果说我有时表现得高兴，那多半是强装的。”
他看到奥莉佳同他坦率相待，便继续说道：
“请您听完我发自内心的话。我在萨拉托夫这里没法生活……在这里前程渺茫。我得去彼得堡。我不能在这里结婚，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在这里自力更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建立家庭生活。不错，妈妈非常爱我，她会更爱我的妻子。但我们家里的规矩不是我所能生活下去的。所以说，我应该到彼得堡去。到达那里以后，我将一无所有，我要大量地工作。”其实，不只是这些困难；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另有一件心事。他说：
“把另外一个人的一生跟我自己结合在一起，在我来说是卑鄙可耻的。因为我不敢肯定我是否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可能要随时等待宪兵的到来，等待他们把我弄到彼得堡，把我投入监狱。天知道，我会在监牢呆多长时间。我在这里干的这种事，是要罚苦役的——我在课堂上就发表这类谈话。”
“这我知道，我听说过。”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变得淡漠些，不过也未必。”
“为什么呢？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改变吗？”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我生性如此。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朝一日会淡漠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这种倾向还只是在加强，变得更为明显，越来越成为我的习惯。总之，我随时等着宪兵的到来，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随时等待吹响最后审判的号角声一样。再说，我们国家即将发生暴动，一旦发生，我必定参加。”
她几乎笑了起来——她觉得这种说法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个发生法？”
“这个问题您很少考虑，还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呢？”
“根本没考虑过。”
“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人民对政府，对苛捐杂税，对官僚和地主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厉害。只要有一点儿火星，就能把这一切烧着。受过教育而又敌视现存制度的人正在增加。这样，火星已准备好了。不能确定的是什么时候燃烧起来罢了。也许再过10年，也许会快一些。一旦燃烧起来，尽管我胆小，我将无法袖手旁观，我必定参加。”
“和科斯托马罗夫一道吗？”
“未必，他这人过于高雅，感情过于丰富，屠杀会使他感到害怕。无论是手持棍棒的喝得醉醺醺的农民，还是屠杀，都吓不倒我。”
她说：“也吓不倒我。”
“结果会是怎样呢？不是服苦役就是上绞刑架。所以我不能把别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结合在一起……母亲的命运已同我联结在一起了，她经受不住这类事件。做这种人的妻子，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我给您讲个例子，您知道赫尔岑这个名字吗？”
“记得。”
“他很富有。他同一个在一块儿受教育的姑娘结了婚。过了不久宪兵把他抓进去，在监狱关了一年。他的妻子怀了孕，因担惊受怕，生下了个聋哑儿子。她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最后赫尔岑被释放了，但必须离开俄国；理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