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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没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高兴。在萨拉托夫时，舍不得和家人分别；来到彼得堡住惯了以后，又不愿意离开它。何况他已经在武备学校有了工作，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彼得堡。离开了它就谈不上地位的晋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展。
他不想离开彼得堡，便故意找些借口推延。对督学说，他缺少到萨拉托夫的路费。而且提出，若派到萨拉托夫中学任教，还应破例免除再次考核这一道手续。他满以为督学不会同意他的条件。
出乎他的预料，提出的条件被督学完全接受了。
1851年1月，督学下达文件，任命他为萨拉托夫中学的语文教师。
退路和借口都没有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收拾行囊再回萨拉托夫。很顺利找到了两位同车的旅伴，都是到辛比尔斯克（后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的。一位米纳耶夫，到辛比尔斯克赴任供职；另一位是教师冈察洛夫，就是著名小说家冈察洛夫的兄弟。
3月12日，他们一道乘冈察洛夫的马车，向萨拉托夫方向进发。米纳耶夫他已相当熟悉，最近几个月他们常在韦津斯基家见面。米纳耶夫经常参加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他虽然不很熟悉社会政治理论，却同情传播革命思想的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他当时也受到审讯。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眼看到，米纳耶夫在韦津斯基家里的一大群人中，大讲“沙皇的粗暴残忍”。并宣称“最好能有一个敢于牺牲自己的勇士去收拾他”。他这番话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镇压之后讲的。就凭这个，他也够得上勇士了。
米纳耶夫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龄将近大一倍、但对这位青年人相当敬重。他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曾借阅过一本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对于处在沙皇反动统治下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赫尔岑的思想就像一颗闪烁的巨星。
现在他们成了旅伴，一路上都在谈论共产主义，西欧的风潮以及革命和宗教问题。共同的旅途生活快结束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传播了许多革命道理。
这次行程途经莫斯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因为要赶路，春天到了，冰冻开始消融道路很快就要变得泥泞难走。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他得悉她惟一的一个妹妹出嫁了，亚历山德娜更是孤孤单单只有形影相吊了。告别时他邀请她到萨拉托夫，虽然他并不太相信她会去。
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米哈伊洛夫不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等待他，一个半钟头以后，冈察洛夫的马车便向喀山城出发了。
马车夫对乘客说，这样的季节乘车是很危险的。特别是行驶在伏尔加河的支流上，小河水温较高，冰已开始解冻。乘客听后有点慌，让马车夫放慢速度。
傍晚时分到达喀山城，乘客想立刻渡过伏尔加河，好明天一早赶路。但是人家不让马车过河，要他们在驿站过夜，等明晨河面冻得坚实点再走。
第二天清晨，风吹云散，路也干了，水洼上面结了一层薄冰。马车尽量绕过冰窟窿和裂缝，一步一步缓慢向前移动，费了好大劲终于到达对岸的马车店。
从喀山到辛比尔斯克这段路最难走，足足花了两天两夜。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过了辛比尔斯克，到萨拉托夫这段路他只好一个人独走，不会再有同伴。但米纳耶夫决定到萨拉托夫处理一件私事，就可以同行到终点了。
辛比尔斯克的邮政局长，建议他们在城里小住几天。等道路情况好转，过河就容易一些。他们照着办了，与其被困在野外，倒真不如在城里多留几天。
经过多日的跋涉，马车终于在4月上旬的一天，到达了萨拉托夫城。
回到家乡，他没有立刻到学校去上课，因为学校的假期尚未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住在顶楼上。透过窗户能看到宽阔的伏尔加河、葱绿的江心小岛、对岸的波克罗夫镇、还可以隐约看到岬上的乌韦克村……
刚回来的头几天，他忙于熟悉环境，和旧日友人见面，看望老同学，拜访未来的同事。他并不打算在萨拉托夫扎根，对家人对朋友和学生，都不隐讳自己的想法。萨拉托夫中学仅仅是一种过渡，只会是短期的；他真正的希望不在这里，而在彼得堡。
回来大约两个月，他在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就写道：
“您觉得下诺夫哥罗德城太偏僻，我在此地的这种感觉更甚。我希望能更快地结束自己的事，而一旦把事情结束，我便可以溜回彼得堡。”
离开彼得堡的前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向老师斯列兹涅夫斯基许下诺言。到萨拉托夫以后，他不放弃编年史词典的工作。编完词典，他还要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然后将献身于大学的学术研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则介绍他认识一位基辅大学的副教授。此人名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斯托马罗夫，是个绝顶聪明才华横溢的人，写了许多论述俄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因在基辅参加了基里尔——梅福季协会，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组织，于1847年3月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囚禁一年，尔后，被放逐到萨拉托夫城，直到现在还在这里居住。
回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去拜访这位被流放的副教授。
科斯托马罗夫年龄比他大得多，已将近34岁。他的母亲原是农奴，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省公署里挂名当翻译，实际上根本无东西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到他们家去，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有时进行热烈的争论，有时平心静气探讨学术问题。空闲了或下棋，或一起漫游郊外。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相见，几乎无话不谈。当然把基里尔——梅福季协会的详细情况都讲了。
科斯托马罗夫非常热爱历史科学，丢不开自己的专业。他等待着有朝一日当局能允许他离开这里到省城去居住。最好是允许他回原来的部门工作，哪怕不当教授，做做图书馆员或杂志编辑之类的工作也行。他试图写作，但成果得不到发表。他写过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贵族的解放战争史专著，但书刊检查机关把它删削得不成样子。他不想糟蹋自己的著作，把它扔进了写字台。这部历史专著，对17世纪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的状况、及其同俄罗斯的合并，作了崭新的阐述。从此他长时间不想再写东西……
科斯托马罗夫对年轻的中学教师的印象，在其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命运促成我和他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和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的信念不完全一致，经常发生矛盾和争论。我们的交往从萨拉托夫开始，持续到彼得堡，直至大学生游行示威引起的事件之后我们才彻底分手。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华超群，富有吸引力，为人质朴、谦虚、厚道，知识渊博，思想敏锐……”
是的，他们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当时就有明显分歧，这导致他们日后关系破裂；但认识这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非常高兴。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多次称赞科斯托马罗夫的历史著作。直到晚年，他还在自己所翻译的韦伯《世界史》第十一卷的附录中，引用了科斯托马罗夫著作里的论述。并加了个注释：“德国学者认为科斯托马罗夫是俄国当代最卓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希望准备钻研俄国历史的青年人，细心地研究科斯托马罗夫的观点。”
不过，他也恰如其分地批评了他政治观点上的局限性。只要一涉及斯拉夫各民族的命运问题，涉及宗教的作用以及对待当权者的态度，两人就争论不休。
3。 中学当教师
车尔尼雪夫斯基该登上讲台为人师表了。
在进入中学执教前，他已经具备了一些教学经验。他曾在彼得堡的一个大官沃罗宁家当过家庭教师。离开彼得堡之前，他又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大约三个月的书。所以到萨拉托夫中学教语文，并不完全是一名新手。
一到学校他就发现，这所中学的学生颇有教养、尊敬师长、文明有礼。这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至于对老师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考虑到他们总还是在大学里混过的人，那就既可悲，又可笑了。他们除了学生的练习本，对什么都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也许其中有一位多少有点文化修养，而其余的几乎全都处在童稚状态，就像还没有尝到智慧树上的果子的亚当一样。”
他引用的“智慧树”，是圣经上的一则典故。圣经里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树，凡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能和神一样知道善恶是非。人类的始祖亚当和他的妻子不听神命，偷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心明眼亮了，能辨善恶了。为此就触怒了耶和华先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至于这所中学的校风，令人实在不敢恭维。和帝俄时代许多学校一样，奉行专制主义治校，体罚制度盛行。校长和教员辱骂、鞭打学生是家常便饭。教学方式有如填鸭，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注重形式主义。教材内容陈腐过时，绝对不允许加进一点新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这家因循守旧的中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他上头几堂语文课就很新颖，对学生的人格非常之尊重。学生们大开眼界，一个个惊异不已。他的课堂上，死背硬记的现象没有了，学生可以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讲授的方法生动活泼，引导学生阅读、鉴赏、分析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有一个姓沃罗诺夫的学生回忆：
“他朗读茹科夫斯基的诗时，给我们的印象特别强烈深刻。当时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孩子，特别喜爱茹科夫斯基的诗作。我记得，童话诗《鲁斯捷姆和佐拉布》，使我们感动得哭了。当然，他朗读得非常出色，很有感情。”
这个沃罗诺夫，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熏陶感染，50年代成了恩师的秘书，并为《现代人》杂志撰稿。
另一个名叫扎列斯基的学生的回忆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善于朗读，读得引人入胜：
“他进入人物的角色，根据不同的内容变换声音和动作，仿佛在亲身经历作品所写的事件。他就是这样朗读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茹科夫斯基的诗歌，以及其他作品的”。对于这些大作家，那里的学生以前知之甚少。这所中学的课程教得很肤浅，学生对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了解得很差。他便不局限于课本，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撇开陈旧的教材，补充许多新内容和相关的知识。
特别是历史知识。
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只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崇高的信念和社会实践知识。他在讲授进步文学作品时，有意联系到残酷的农奴制、不公正的法庭、落后的教育制度等等。公开谈论这些，当时都是犯禁的，可是学生从中了解了许多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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