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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意去拜访克利延托夫一家。1846年他和母亲去彼得堡，路过这里时曾在克利延托夫家呆过。
当时在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陪同下，他们曾参拜了特罗伊茨基大寺院。这次活动给他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现在他才知道，那之后不久，克利延托夫家遭到了不幸：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三个姐妹都先后去世了。其中的安东宁娜在姐妹中最有诗才，她写的
《我那椴树生长的地方……》这首诗，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当他在彼得堡罗要塞的囚室里写《小说中的小说》时，又想起了这首诗。在小说中他有意摘引几句，并回忆起这个生前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得不到欢乐和爱情便死去的年轻女子。
这时他无意中得知，原来亚历山德娜年轻时，和赫尔岑未来的妻子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交情甚深。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亚历山德娜的桌子上，看到有一本小说《谁之罪？》，这是作者赫尔岑的妻子赠送她的。
“您认识书的作者？”她问车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能不认识。在俄国人当中，他最受我尊敬，我最愿意为他效力……”
亚历山德娜拿出这位女友写的信给他看，信中还有赫尔岑的附笔。她说：
“我想让您看到，她是配得上他的。”
“别那么想，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他回答道，“只要知道她是您的朋友，就可以对此深信不疑……”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亚历山德娜的友好和怜悯之情，再次油然而生。
在彼得堡读大学时，经常回想起她。他曾经打算以她作原形，写一部文学作品，争取发表在《祖国纪事》。这次回到萨拉托夫后果然动手写了，书名就叫做《脱手的女儿》。这个书名取之于生活，它是对受父母之命而出嫁的俄罗斯女子屈辱地位的生动写照。
“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很早以前，和洛博多夫斯基谈话中首次听到这个比喻。它就像一滴水，却反映出社会的本质问题。女子地位之低贱，几乎与减价脱手的处理商品相似。
很可惜，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中篇小说，未能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而且手稿已经失落，世人永远无缘读到他的精彩描写。不过小说的主旨和构思，当是和小说《理论与实践》、与长篇小说《怎么办？》是一脉相承的。
米哈伊洛夫的随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成书于60年代。目前他们两人都还处于准备阶段，为走上文坛在作初步尝试。早在大学生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想在《理论与实践》里，刻画一个胸怀理想而又言行一致的“新人”。
还是言归正传。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亚历山德娜，比起洛博多夫斯基的妻子娜杰日达来，要成熟得多。他和她谈论赫尔岑、俄国文学、新哲学，谈论天意的不可信……她都善解人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扪心自问也感到奇怪，对她的这份热情，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呢？
主要是她那不幸的遭遇。这正是他想在小说《脱手的女儿》里表现的东西……也不知是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还是他自己的想法：
“你不应该爱别人，你立过海誓山盟，许配给了死者……我也许情愿同她结婚，只要能使她摆脱不幸的处境。”
临到同她告别时，他说：
“当然，我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向您用事实证实我说的话，不过您随时都可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我愿意为您做一切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产生过像对您这样的好感。”
这已是求爱的语言了……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返回彼得堡途中，又和她见了几次面、双双好几个小时漫步于林荫小道间，并且说他将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献给她；但是命运始终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回到了萨拉托夫的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尽量避免和父亲谈那些“微妙”的事情，但也用不着说谎话耍滑头。好在父亲一向很有分寸，对儿子的事既不详细打听，也不去触及敏感的问题。看来老人家不可能弄明白，儿子在信念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不过一出家门，在熟人和中学同学之间，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比较随便和直率。他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谈自己藏在心里的想法。
有一天，遇见了一位年长的老熟人。此人思想保守，他第一眼就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了很大变化：原先有点驼背，现在腰杆子挺直了；目光炯炯有神，双手好动；有点剽悍豪放的气派。他们相互握了握手，吻了吻，然后坐了下来闲谈。
年轻人环视了一下主人简朴的住处，像是在寻找什么。终于指着房间里摆着的那尊圣像，找到了话题：
“伊万·乌斯季诺维奇，怎么，您还像以往那样生活？”
“还像以往那样。”
“还为沙皇陛下祈祷？”
“是的，为他祈祷。”
“还给神像上烛？”
“是的，还上烛。”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开导对方：
“不要再按古老的传说生活了，科学很快就要把宗教偏见从人们的头脑中驱走。人们将只承认经过实践验证的东西为真理。”
这个熟人听完这番话，大不以为然：
“请您说一说，难道圣彼得堡大学给您的就是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有什么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道。“在那里，人家是捧着老皇历讲课的。坦率对您说，当今还没有真正的光明，只有一点小火星。我们把这些小火星收集到一起，使它照亮普天下。不过，请不要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家父……”另外，他还会见这时住在萨拉托夫的十二月党人别利亚耶夫。他在西伯利亚服满苦役后又在高加索服兵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了大名人，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不论交情如何，都纷纷撰写与他有关的回忆录公开发表。这些普通的谈话，都变成了好文章。
在家乡住了一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动身返回彼得堡。这次他不是一个人单独上路，同行的还有表弟佩平。佩平在喀山大学读了一年，现在决定转学到彼得堡大学。路过喀山城时，佩平要去学校领取转学证明书。
他们乘的是普通四轮大车。母亲不顾儿子的反对，硬给车上装了大量甜食、核桃、罐头果酱。她满怀惆怅地为儿子送行，和儿子并肩坐在大车上，说道：
“要是能和你一道去莫斯科多好哇。不过不要紧，我心里挺好，挺平静……”
……母亲是多么忧伤，多么可怜，一股惜别之情不禁涌上心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终于含泪分别了。我们已走出两俄里……还一直往后望着亲人。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意识到，把亲人孤零零地留在萨拉托夫，让她担忧受怕，我是多么冷酷，多么可恶！我后悔了，恨不得马上往回走……我想啊，想啊，足足想了两站路，脑子里终于冒出了一个主意：到喀山城活动活动，让上面分派我到萨拉托夫中学教书。这样一想，我心里总算平静了，仿佛我已经获得了这个职位。”
路过下诺夫哥罗德城，他们在米哈伊洛夫家稍事停留。米哈伊洛夫见到久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格外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彼得堡的那段生活，讲到他初到彼得堡时生活大手大脚。后来情况逐渐不妙：父亲去世后经济接济中断。他只好放弃大学学业，离开彼得堡，回下诺夫哥罗德住下来。这里有他的一位叔父，是盐务局的高级官员。有了叔父的提挈，年轻的诗人当了一名录事。两年后他被提拔为十四品文官，现在代理科长。不过米哈伊洛夫对文学的兴趣丝毫不减当年。他继续写作和翻译，他的作品偶尔出现在地方报纸和《莫斯科人》杂志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佩平，在下诺夫哥罗德呆了两天。米哈伊洛夫给他们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喜剧《大娘》，《值班》和小说《亚当·阿达梅奇》的头一章。这部小说后来发表了，很快使他成了名。两年后他便离开了盐务局，东山再起重赴彼得堡，专心致力于文学和革命活动。
两兄弟是乘坐一辆不大的四轮马车到达莫斯科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几天，忙着购买到彼得堡的公共马车的“敞座”票。这种座位每车只有两个，在车的前面和驭者并排而坐。因为是不带篷的，价钱最便宜。一路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向佩平介绍彼得堡大学，介绍自己的友人，还背诵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克拉列德沃尔手稿的片段。他边朗诵，边翻译，边解释。这样一共走了两天两夜，于8月11日终于到达首都，暂时在捷尔辛斯基家住了下来。
2。 求职奔波忙
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二天就去会见韦津斯基，托他帮忙在军事院校找一个教员差事。
除了有人引荐，还必需接受考核。首先要准备两个课题在教师和督学委员会成员面前试讲。给的两个题目是：语法方面——《组句的方式》；语文学方面——《语文学理论是否有助于提高写作技巧，其作用如何？》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真准备讲稿，引用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他力图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语文学的理论来写这篇论文。讲稿没有保存下来，但从1850年底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所言，讲稿的基础就是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1850年9月15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军事院校发表了这篇演讲。那天晚上在座听讲的有20多位专家教授。他本来准备对陈腐的艺术理论，进行一番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由于大家公认他开头部分讲得很出色，所以不必讲完就得到认可。也就没有机会进一步展开阐述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展开尽情讲下去，未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好评。
就这样，他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
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住一间屋子，自然就发现他表兄的种种活动。表兄还在阅读从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传递的那些书刊，现在当然更为谨慎。佩平没有仔细去读，因为他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这些书刊是被当局严格禁止的。在彼得堡人们冒着风险，仍然传阅这类外国的社会主义书刊。有一个名叫卢里的书商，专门做禁书买卖。他手下有一批卖旧书刊的货郎，背着一个大麻布口袋，找着熟悉的禁书爱好者的住处兜售。他们走进屋里，解开袋子倒出货物：全是些禁书。其中大部分是法文的，也有德文的……后来旧书商被警察发现，通通撵出了彼得堡。书商被赶走，并没能停止禁书的买卖和传播。
9月的某一天，当他到学校图书馆还书时，学监看到他就说：
“你住在什么地方？请你明天到督学办公室去一趟。”
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道，督学找我会有什么事呢？
“你不是申请萨拉托夫中学的一个职位吗？办公室收到复函，说有一个空额。”
这个消息没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高兴。在萨拉托夫时，舍不得和家人分别；来到彼得堡住惯了以后，又不愿意离开它。何况他已经在武备学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