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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就这样开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它起名为《理论与实践》。仅看小说的标题就知道作者缺乏写小说的经验。而且议论太多，情节发展不自然，人物描写公式化。但不过这篇失败的作品也有所得：某些情节、乃至整个主题思想，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得到了完美的发展。
这时正好要进行年终考试。写小说不成功，他打算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指导下，另写一篇争取“得奖”的论文。
能像斯列兹涅夫斯基那样吸引学生的教授并不多。不过，也没有多少教授，能像他那样严格、一丝不苟。考试过后学生对他的好感便消失了。最懒散的学生还大发牢骚，要求别的同学一起抵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科列尔金，被认为是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们俩都协助他编纂俄罗斯编年史词典。两人同在1848年开始撰写争取“得奖”的论文。正是这个缘故，两人都受到同学的攻击。
科列尔金对各种责难充耳不闻，继续和斯列兹涅夫斯基接近。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经过一段犹豫后，决定不再为争取“得奖”而写论文。
主动放弃竞选“得奖”论文的机会，车尔尼雪夫斯基内心是深感遗憾的。离举行竞赛结晓仪式的日子越近，就越觉得惋惜。因为下年度的论文题目，是属于别的专业的，他只好和斯拉夫语文告别了……
每年的2月8日，学校开学那天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教育部长、教区督学、宗教界头面人士、荣誉校长以及其他社会要人都应邀到会。
按照传统习惯，校长作一年来学校工作报告。接着由一位教授作学术报告。最后向论文竞赛优胜者颁发奖章。
竞赛结果是保密的。不仅稳操胜券的人可以参加，抱着侥幸心理者也不妨一试。每篇论文作者的姓名都用文章标题覆盖密封。论文先由所属学科的教授审读，再在系务会上讨论，然后系务会将结论送交校学术委员会审查批准。开学这一天，当着校学术委员的面，隆重启开装着初选入闱论文的纸袋。
这样做，失败者的自尊心免受损伤，不致遭到嘲笑。奖励分三个档次：表扬、银质奖章、金质奖章。获得金质奖章的人，以后可以不再专门呈交学位论文。
能“得奖”的论文，大多是已得到教授青睐的高年级学生。
1648年，哲学系只提出两个“选题”：一个是关于编年史的，另一个是关于波斯诗人萨迪和哈菲兹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班同学，普遍认为第一个选题的金质奖章非他莫属。只有个别人知道，他这一次已放弃呈交论文。不过也不敢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一刻是否能信守诺言，顶得住那枚金质奖章的诱惑。
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作了概述俄语历史的简短报告之后，大会开始发奖。校学术委员会正而八经宣布：
“根据俄罗斯帝国大学章程103条，题为《斯洛文语和俄语是同属一个语种》的论文，应由学校资助出版，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授予文章作者、三年级普通语文专业学生尼古拉·科列尔金金质奖章。”
事先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清楚，科列尔金今天将会获奖。尽管如此，当他听到正式宣布后，还是感到几分惋惜。
跨入1849年度，校学术委员会的选题公布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呈交一篇题为《雅典统帅克里昂传》的文章。
离大学毕业的时间越近，选择前途的问题就越经常出现在他的脑际。
回想过去的一年，他曾多次试图和《祖国纪事》挂钩，但不得要领。把小说《若泽菲娜的故事》投到《现代人》，也不见下落。投稿碰壁，文运欠通，这两家大杂志的门坎很高。
他需要考虑其他的出路，以解决谋生之道。也许应该设法接近系里的教授，为进入学术领域作准备。
1849年5月，最后一次学年考试过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几乎未作什么准备，除希腊语外，其他各门功课都得了5分。成绩虽好，毕业后的出路依然大成问题。这关键时候，还是斯列兹涅夫斯基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斯列兹涅夫斯基出身于社会下层。从亲身经历中深知平民子弟，哪怕才华横溢、浑身的本事，要想闯出一条道路是多么艰难。生活要求出身寒微的人，须具有顽强刻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教授推荐，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地理学者布雷切夫身边，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具体工作是帮助摘录各种有关西伯利亚的资料。
无独有偶，另一个穷学生杜勃罗留波夫，在不同的时期也接受过斯列兹涅夫斯基的熏陶培养。两人通过这位教授而互相认识，并先后走上了学术和文学的道路，这都与恩师的熏陶培养分不开。后来在《现代人》杂志社，他们又成了亲密的战友。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斯列兹涅夫斯基在哲学系的第一批学生。所有给他上过课的教授当中，对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印象最深刻。这位教授的思想独特，既能鼓舞人，又具幽默感。他敢于大胆分析，敢于嘲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坚信科学、精力充沛、热爱工作、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他千方百计把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他所从事的学科领域。
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体会到，这位教授虽然对人严格，但处事公正，待人真挚。越了解他，学生对他就越尊重，都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一生从事斯拉夫方言的研究，尽管这门学科非常冷僻。
斯列兹涅夫斯基这个时期对斯拉夫语文简直入了迷。他为争取科学院出版一本斯拉夫学期刊而奔忙。科学院第二分院，是在原俄罗斯研究所的基础上组成的。斯列兹涅夫斯基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应该把论文准备好，可以发表在未来的杂志上。学生听罢谨遵师命，全力以赴编撰去年留下的那个编年史词典。
没想到工作量非常之巨大，要做的事很多；不过他非常顽强刻苦。他先考虑好词典的编写体例，试用了各种编排材料的方法，然后选定最佳方案动手编写。为了这个词典，他一天埋头工作8～10个小时。按这样的进度，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的不是几个月，而是要若干年。
后来研究成果倒是发表了，那是在4年之后的事。那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移到文学评论和政论方面去了。
2。 大审判丑剧
1849年4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沙皇政府破坏。许多小组成员遭到逮逋。
7个月之后，彼得堡街头贴出告示，要公开“审判”一批“罪犯”。
12月的一个清晨，人群向谢苗诺夫校场走去。校场上站满了卫戍部队的士兵，他们在木头搭起的平台四周围成一个方阵；台面上覆盖着黑纱布。八点钟左右，“犯人”被马车押运出了彼得保罗要塞。每人身边立着一名卫兵，队伍前面开道的是手握军刀的行刑队。马车的玻璃窗结冰了，没法看清囚徒的面孔。城墙上站着无声的人群，整个广场积垫着昨夜刚下的白雪。
“犯人”们被推下了马车，让他们排成单行纵队。这些被捕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已有8个月没有互相见面了。他们彼此打量对方削瘦而苍白的脸颊，互相默默点头致意。
马车继续开来。囚犯一个接一个从车里出来。其中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利沃夫、菲立波夫、斯佩什涅夫、哈内科夫、卡什金、叶夫罗佩乌斯、陀思妥也夫斯基、杰布兄弟、帕尔姆……都是知识界的精英。
宣布判决之前，先押着他们绕场一圈示众。走在前头的是一位神甫，“犯人”们一边在厚雪中走着，不时轻声交谈几句话：
“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
“行刑台上立的柱子是干什么用的？”
“想必是要吊……军事法庭，可能枪决……”
“谁知道会怎么样……也许都弄去服苦役……”
围成圈的士兵，用神秘而又冷漠的目光盯着走过的囚徒。
绕场完毕，犯人踩着吱吱作响的阶梯上了平台。军事法官依次点名，校场副官注意察看，验明正身。犯人奉命站成两行，和城墙成90度垂直线。嘶哑的号角声突然划破寒空，令人毛骨悚然。
“举枪！”发出了口令。
“脱帽！听候宣读判决！”
校场副官看到只有少数人听他的命令，便怒气冲冲地指挥士兵动手，摘下那些人的帽子。
军法官匆匆念完公诉书和军事法庭的判决，士兵们便给犯人穿上死囚衣——带风帽的白色粗麻布尸衣。神甫拿着圣经和十字架走上行刑台，士兵随后抬来了诵经台。神甫向犯人们简短地布了道。当他离开后，士兵根据校场副官的指示，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和蒙别利，分别绑在三根柱子上，每根柱前挖了一个坑。
士兵用风帽遮住他们的脸。对面的一排士兵，根据口令已瞄准枪口……这时响起了鼓声，已瞄好的枪口忽然间向上一抬……
一辆轻便马车飞驰到了行刑台跟前。出来一个机要通信官，他带来沙皇的“特赦诏书”。免去死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
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别利和格里戈里耶夫三人松了绑，复被带上平台。军事法官重新向每个犯人宣读了最后的判决。宣读完毕，两名身穿黑色长衣的刽子手，将犯人摁下跪倒在地，在他们头顶上将一把把剑折断。
动作持续了20多分钟。然后几名铁匠登台，给流放罪犯钉上重脚镣。
彼得拉舍夫斯基习惯地歪着头，不动声色地站着。突然，他从刽子手的手中夺过一把重锤，扑通坐到地板上，发狠地将自己脚上的镣钉紧。
一辆三匹马拉的篷车驶到了台前，木轮子压在雪地上吱吱发响。车里又下来一名宪兵和一个机要通信官。把一件公家的皮袄和一顶护耳帽子给彼得拉舍夫斯基穿戴上。宣布“皇上恩准”，只将他这名“首犯”无限期流放西伯利亚矿区服苦役，立即从谢苗诺夫校场送走。
“该出发了！”机要通信官催促彼得拉舍夫斯基上马车。
“我的事还没有做完呢。”彼得拉舍夫斯基回答道。
“你还有什么事？”校场副官惊异地问。
“我要同我的朋友们告别。”
“好吧，你得快一点。”校场副官不满意地嘟哝道。
彼得拉舍夫斯基戴着脚镣，艰难地挪动着脚步，一一同他的组员们拥抱告别。和有的人默默相对，和有的人说上两三句话。难友们眼里都噙着泪花。
“别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说罢，他再次鞠躬致意。
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停下脚步。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冷冷一笑，说道：
“瞧，他们多么会给人打扮啊！穿上这身衣服，对自己也要生厌！”
这句挑衅的话，显然让站在旁边的一位将军大为恼怒。他骂了一声，向彼得拉舍夫斯基吐了一口唾沫。
“混蛋。我多么想看到你也穿上我这身衣服！”彼得拉舍夫斯基回敬他一句。
马车开动了，从人群旁边缓缓驶上大路。这时有一个人走出人群，脱下身上的皮大衣和帽子，向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马车扔过去。马车拐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