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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全盘摒弃惟理性的形而上学，因为它不足以描述人的存在的意义；但现象学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摒弃，因为它是一种隐秘的唯心论。现象学尚未确立，它正在发展。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先驱。萨特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现了由内在探索存在的有力手段，发现了一种可作为作家工具的、描述这种内在地探究现象和情绪的方法。萨特感到，胡塞尔在把主观性分离出纯粹意识方面尚有不足，而笛卡尔那使精神变得比物质更确凿的“我思”……“我思故我在”应读作“我疑故我在”。
圣诞节期间，萨特回到巴黎过了10天，西蒙·波娃因而得知了“玛丽”的存在。2月中旬，西蒙·波娃极想去一趟柏林，但萨特这回想完善自由，第一次想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显然，这伤害了西蒙·波娃。
为了有正当的理由向学校请假，她谎称自己精神崩溃，医生爽快地给了她两星期假。两星期内，萨特没有丢下她，带着她在柏林的大街小巷跑。
西蒙·波娃与“玛丽”见面了。会面的情形差不多是平静的。西蒙·波娃后来在《盛年》中略带夸张地说，她丝毫没有嫉妒的感觉，“然而，自从我们结识以来，这是萨特第一次认真地对别的女人发生兴趣。嫉妒并非与我无缘或为我所不屑，可是，这件事既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也没有打乱我已经形成的有关我们共同生活的任何想法。因为从一开始，萨特就提醒我，他有可能去干这类冒险事。我已接受了这个原则，所以也就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可她的50年代的朋友弗朗西斯·让松却说，西蒙·波娃并非如她所说的那么不动声色，从萨特与卡米耶、与“玛丽”、与奥尔加、与“M”的关系史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懂得嫉妒。
4。 萨特试图建立“三重奏”关系
奥尔加，一个反动的白俄罗斯人的女儿，西蒙·波娃以前的学生。这位少女的活泼个性、她的波兰朋友的故事和她的出没无常，使西蒙·波娃着迷，也使西蒙·波娃烦恼。奥尔加是“真实的”，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尽情地享乐。当学生时，她暮气沉沉；退学后，她天天生活得热情洋溢。因为她有着天生的孩子气，轻浮从事，容易受惊，男人都想宠着她。
一年来，萨特已给奥尔加迷住了。他不再只把她看成是护理员了。开始，他给她讲故事、唱歌，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如说是为了取悦奥尔加。西蒙·波娃发现，她和萨特在一起时，萨特从不会这样去做。在无数漫长的下午，奥尔加替他解闷，因而取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西蒙·波娃对奥尔加越来越被萨特感兴趣并不在意，她宁可看到他去设法博取奥尔加的青睐，而不是再次陷于意志消沉，更何况萨特显然不打算与奥尔加在肉体上有任何体验。
然而，尽管西蒙·波娃在理智上努力表现出一种体谅、理解与豁达，而在事实上她不无苦恼。在她意识到萨特已成了奥尔加的情人之后，在她意识到他们将是“三重奏”而不是“二重奏”之后，她觉得不能再满不在乎地容忍他的见解和情趣，因为这些见解和情趣所构成的价值观念体系与她自己的相抵触。正如她以后告诉弗朗西斯·让松的：
“嫉妒是一件完全正当和真实的事。如果A和B一起度过某种生活，而B开始与C过同样的生活，A显然会觉得受到了排斥；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与B共同生活时的某种不能替代的东西遭到了破坏。”
这种试图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三重奏”，最终因失谐而消失了。但这称“三重奏”的生活经历，却为西蒙·波娃后来写作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客》提供了主题，也为萨特日后创作的他的最著名的剧本《禁闭》提供了主题。
第六章 战乱岁月
1。 时局很快被西班牙内战吞没了
在1936年5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了。西蒙·波娃和萨特从心底里支持“人民阵线”，但拒绝了投票，他们只做一个旁观者。
这年夏天，他们去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9月，回到巴黎后，很快就被西班牙内战吞没了，在以后的两年半时间内，它一直主导着他们的生活。
人民开始以巨大的热情团结起来保卫共和国。从报上以及费尔南多等朋友传来的消息得知，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工人们冲击军械库，把自己武装起来；农民拿起了谷仓里的老枪、散弹枪；新兵们拿起了棍棒，以代替稀缺的枪支；大量妇女走入了他们的行列，和男人一样渴望参战。西班牙的普通百姓，怀着十足的英雄主义，赤手空拳去阻止私有制、寺院和大企业勾结起来向他们发起的进攻。
这真是令人惊叹的史诗般的斗争！
一次，西蒙·波娃和萨特在一个餐馆吃饭时，一个西班牙姑娘突然从她的桌旁站起，朗诵一首歌颂自由、歌颂祖国的诗篇。尽管他俩听不懂其中的词意，但那位姑娘的声音和表情十分动人肺腑。在场的人纷纷起立，高呼着：“西班牙共和国万岁！”所有的人都相信共和国会马上取得胜利，对此，西蒙·波娃和萨特更是坚信不疑。
但是，与人们的热情相悖的是，法国的勃鲁姆政府以令人作呕的中立主义立场，拒绝让共和国得到法国武器。9月5日，由于守卫者弹尽粮绝，伊伦失陷了。马德里战役打响后，费尔南多不能再安心待在巴黎了，他决心去战斗。西蒙·波娃和萨特全力支持他的决定，去车站为他送行，送行的人中还有斯特芬和他的许多朋友。
2。 “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写进作品？”
西蒙·波娃终于成了巴黎的教师，执教于莫里哀中学。于是，本来得到里昂师范学院预科班教职的萨特，便改为接受拉昂的一个职位了。西蒙·波娃每星期两次去诺尔火车站迎接从拉昂来的萨特。他们的新聚会地是“圆顶咖啡馆”，在那些由流放者、失败者、空想家和落伍者充斥的场合中，常常能看到丰富多彩、稀奇古怪的幻想作品，增添一些光怪陆离的生活乐趣。
1937年初，西蒙·波娃因肺充血而平生第一次病倒了。有两天两夜，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地躺在特别护理病房里。在这以前，她总以为疾病、事故、不幸只会降临到别人头上，现在，她也无可避免地成了“别人”了。可见任何一桩事情无论有多独特，它都可能发生到世上任何一个人头上来……
萨特每天给她写信。他的小说《墙》在《新法兰西评论》7月号上发表后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墙》用晦涩的语言描写了精神异化、性欲变态和“不诚实”的生动形象。法国文坛元老纪德读完这篇小说后，给伽里玛出版社的总编辑波朗写了一纸短笺，称它为“杰作”。他写道：“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高兴的作品了。告诉我，这位新冒出来的让·保罗是什么人？当可寄厚望于他。”
这年夏天，萨特和西蒙·波娃带着小博斯特在希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此后，萨特终于也来到巴黎的一所中学执教了。
再也用不着火车旅行以相聚了。
再也用不着在月台上徘徊以翘首了。
他们搬进了一家旅馆，从此她有了吸烟室和书架，有了一张的确舒适的工作台。萨特住在她的上一层楼。他们享有合伙生活的一块地基了。
妹妹“小娃娃”把西蒙·波娃的《精神的优势》打印了出来，这样，萨特就能把它同自己的最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一起交给帕兰。10月，伽里玛出版社决定出版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恶心》问世后，反响尤为热烈。又在波朗的敦促下编选一本短篇小说集。
这是一段充满忙乱和爽快的时光。成功壮了萨特的胆。一天晚上，他们坐在“圆顶咖啡屋”讨论她的写作，他突然激动地对她说：
“为什么你不把你自己写进你的作品？你比所有这些叫勒内、利萨什么的家伙有趣得多。”
她的热血猛地涌上脸颊。这天，天气很热，咖啡馆里嘈杂声声，烟雾腾腾。她感到仿佛有人往头上猛击了一掌。“我将永远不敢这样做。”她回答说。把自己原原本本地写进一本书，暴露自我……不，她不能这么做，这观点实在令人惊恐。
“鼓起你的勇气吧。”萨特对她说。
她仍然心有余悸。但是，萨特的话显然已经把她打动了。其实，既然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无所顾忌地藐视传统，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轮到用自己的个性的内容滋养文学时，又有什么值得可怕和犹疑的呢！
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她不断回忆着萨特的建议。他使她鼓足勇气，思索她已经断断续续考虑了至少四年的题材。
“我缺乏勇气，不敢直接潜入我所选择的题材的中心，不敢坦率地研究正当30岁的女性……我。其实，我间接地这么做了，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在技巧上还不成熟。我决心让女主角有‘根’。……于是，我打算根据我自己来塑造人物（我给她取我母亲的名字‘弗朗索瓦兹’），并以情节的自然发展为线索来讲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并不用她的口讲我真实的往事，对她的叙述，我再一次采用了从约翰·多斯·帕索斯那儿借鉴来的风格。我又拿起了曾在《精神的优势》中以尚塔尔为媒介来探索过的那个题材。我试图揭示少女们为获取名利而得心应手的那种欺骗伎俩。我给弗朗索瓦兹安排了一个朋友。我把她叫做伊丽莎白……她与扎扎没丝毫关联。我以自己的一个15岁的学生为原型描写她的外表特征：微灰的金发，紧身的黑衣使她看上去像个女妖。伊丽莎白以一种挑衅性的自信开始生活。这种自信使朋友弗朗索瓦兹觉得咄咄逼人。我又一次写一个异化人格的幻影似的侧面。……我不惜笔墨，勾画了弗朗索瓦兹与一个年轻的艺术史教师（他有点像埃尔博）之间不稳定的关系。最后，与皮埃尔·拉布鲁瑟熟识，并发展了亲密的关系。伊丽莎白强烈地……但并非双向地……爱着哥哥，一开始，她嫉妒弗朗索瓦兹，后来，她自己也为弗朗索瓦兹的魅力所折服了”。
西蒙·波娃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下了这本书的头一部分。其间，在法国人民阵线又支撑了几个月之后，终于随着社会党人从贝当政府中逐出而宣告崩溃。左派在遭到失败，法西斯则得寸进尺。在他们的家门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忙着征服西班牙。在纽伦堡，希特勒面对30万纳粹党员和100万左右的其他听众，发表了迄今最富侵略性的演说。随后，派军队进入了奥地利，完成了德奥合并。接着，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风暴仿佛在突然之间消散了。萨特认为“不能无限制地姑息希特勒”，而西蒙·波娃则说：“即使是最坏的不公正，也比战争好。”
一缓下气来，她就马上投入了写作。在布里斯·帕兰和萨特的建议下，她删除了女主人公往事的部分，还把她与皮埃尔相遇并共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