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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法国妇女每年有80万到100万人次堕胎，反对限制堕胎的目的是允许她们在最好的生理和心理条件下做这种手术。避孕当然更好。但当时法国只有百分之七的育龄妇女使用避孕手段，避孕方法尚未广为人知和广为实施。对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来说，堕胎是惟一途径。
11月20日这一天，世界各地都将举行女权主义游行。西蒙·波娃则欣然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横穿巴黎全城的游行，口号是拥护母权自由，拥护节制生育，拥护堕胎。在清洌的蓝天下，气氛显得异常活跃和欢乐。
4。 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在使妇女“非殖民化”
西蒙·波娃认为，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是使妇女“非殖民化”。她注视着一大批美国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并与女权运动的斗士们通信。她们把《第二性》当成妇女运动的“圣经”，在那里，它的平装本已售出了77万册。没有哪个女权主义者怀疑“女子由文化塑造而成，而不是由生物因素决定”这一论点。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谈到妇女状况时西蒙·波娃说：“它取决于世界上劳动的未来；只有在生产领域发生了一次激变之后，它才会改观。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让自己为女性主义所束缚。”尔后，她在反思如何使女性“非殖民化”时说，过去总认为阶级斗争应该被摆在两性间斗争的前面；后来才发现，应该同时开展这两种斗争。
西蒙·波娃还写道：出于对男性的憎恶，有些妇女否定了所有为男子所肯定的价值观，拒绝一切她们所谓的“男子模式”。这种观点无疑是偏颇的。因为她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专属女子的品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有女性特质的存在，亦即承认了由男子捏造，用于把妇女禁锢在被压迫状态中的神话。对妇女们来说，她们的问题不在于宣称自己是女性，而是要成为完善的人。因而，拒绝“男子模式”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有些女权主义者以实验室中得出的实验结果为依据，认为女人不需要男人也可获得性快感，进而认定弗洛伊德讲女人感受性快感必须有男人帮助乃无稽之谈。西蒙·波娃认为，弗洛伊德受两性关系上的宗法观念驱使，实际上否认妇女应享有性的自主权，并把她们置于男性的支配之下，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性交不仅仅是两个生殖器的摩擦，也不仅仅是两个肉体的交接，而是两个人的结合。性欲高潮乃是‘心理……肉体现象’这个词的极致含义”。
她也不敢苟同“每次性交都是一次强奸”的观点。回想起当初写《第二性》时，曾认为“第一次戳入总是一次强奸”，后来才觉得这种认识实在不足取。事实上，两相情愿的交媾现象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把性交与强奸混为一谈，意味着落入一切男性神话的窠臼之中了。
接着，西蒙·波娃被卷进了与男女平等主义的争吵之中。一批充满愤怒、痛苦、冷嘲和焦虑重重的书自美国寄来。《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前来巴黎，向西蒙·波娃这位“更博学、更年长”的人作了一次私人拜访，试图让西蒙·波娃分担她本人对妇女运动正在进入死胡同的内心忧虑。最后，她失望地走了，她觉得西蒙·波娃既疏远又冷漠，尽说一些时下流行的陈词滥调，否认杰出人物统治论，并且抽象地拔高普通的“工人阶级”妇女。
西蒙·波娃确实是在借故推托。
为庆祝《第二性》出版25周年，《弓》准备出版一期西蒙·波娃专辑。为了这期专辑，西蒙·波娃就妇女问题采访了萨特。西蒙·波娃说，在萨特的著作中，有“男性至上”的痕迹。她使他承认，在说到利用妇女时，他并不完全是无辜的。可是西蒙·波娃又说，萨特始终认为她和他是平等的。
这件事使他感到奇怪。莫非在轮到其他妇女时，这反倒是不可思议地增强了他的男子气概？
西蒙·波娃说，虽然萨特认可了《第二性》，但这本书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她也一样。“当时我们具有同样的态度，”她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导致妇女解放。”
5。 愈到晚年，他俩愈发热衷政治
总之，愈到晚年，西蒙·波娃也好，萨特也好，都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1969年4月，她与萨特、科莱特·奥德里、玛格丽特·杜拉等人签署声明，支持托洛茨基派的重要人物出面参加共和国总统竞选。
1970年1月，与萨特等左派人士签署文件，强烈谴责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发生数万人被杀害的惨剧。
1970年9月，出任左派报纸《国际白痴》社社长。
1970年12月，积极奔走活动，反对开除怀孕女学生的作法，认为社会是惟一的罪人。并同萨特一起赶赴朗斯，组织“人民法庭”，谴责煤矿老板唯利是图，草菅人命。
1971年1月，为支持言论自由，替《我控诉》报就一次工伤事故写报道，态度越来越激进。
1971年9月，因承担《国际白痴》报社长职务期间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被指控犯了诽谤警察罪（5个月以前，她因不满于该报的工作，已辞去社长职务）。
1972年2月，前往雷诺工厂为解雇的左翼工人辩护。
1972年6月，与吉泽尔·哈里米、克里斯蒂安娜·罗什福尔等人创建女权组织“抉择协会”，并被推选为该协会主席。
1974年，创立抗议日常性别歧视的妇女权利同盟，并在《现代》上发表妇女专号“固执的妇女”。
1975年，为玛丽安娜·阿尔纳和佩波·昂热摄制的新闻报道短片《老人的散步》写作解说词，为老人权利呼吁；鉴于其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人权而斗争，是年1月获耶路撒冷奖。
3年后，即1978年，鉴于她对欧洲文学的贡献，荣获奥地利国家奖；法国文化界开始拍摄记述她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影片。
第二十一章 别了，萨特
1。 他需要西蒙·波娃，也需要阿莱特萨
萨特双目失明了。
他总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引起的心脏病复发和高血压持续不降，使得左眼急性出血。3岁时他的右眼便失去了功能，如今另一只好眼睛已无法辨别物体和面孔，也无法看清自己所写的东西了。经眼科专家们诊断，萨特眼睛的状况已无法逆转。
理应十分沮丧的萨特，看去却不怎么感到悲哀。只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自己的作品反反复复修改乃至重写了。现在，西蒙·波娃给他念东西时，他只能作些最简单的口头修改。
西蒙·波娃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她患有剧烈的关节疼痛症，并开始服用激素药品可的松，引起了面部组织肥胖，好在这药有效地消除了病痛。
为安慰萨特，阿莱特也常来和萨特作伴。在萨特失明前的一些晚上；萨特和他的这位养女……萨特曾通过法律程序正式收养了这位女儿……一同演奏音乐，萨特弹的是一架竖式钢琴，阿莱特带来她在师范学院时的小提琴。现在，萨特失明了，阿莱特隔天来待上几个小时，给他念东西，陪他说说话儿。朋友们说，萨特需要西蒙·波娃，也需要阿莱特。
十分遗憾的是，萨特再也看不到《为什么要有以色列？》这部影片了。这部历时3个多小时的影片，由朗兹曼编写、构思和导演，西蒙·波娃作为监制人之一，起了重要的作用。
阿以之间的10月战争，以色列打了胜仗，这使犹太人失去了作为受害人的传统形象。西蒙·波娃哀叹以色列竟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境况，不过，她也不赞成巴勒斯坦人以摧毁以色列为目标的作法。
失明后的萨特，只好放弃了《家庭白痴》这部多卷本著作的写作。放弃福楼拜是痛苦的，评论界就已经问世的几卷作出了评价，认为“这是一部能够获得成功的著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动态作品，随时都有可能产生令人激动、令人兴奋的效果。”可是，无所事事是萨特无法接受的。他和西蒙·波娃开始了一系列的“自传谈话”，两人之间摆一台录音机，有关的话题触动着他们的思绪。这样的日子，因此变得丰富而有趣。
萨特一生接受过不计其数的采访。他的谈吐生动、活跃、风趣，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
此时萨特年近七十，到了“从心所欲”的年龄。这次谈话比以前更见坦率、直白，无任何掩饰，出入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有西蒙·波娃同他对话。萨特曾由衷地认定，西蒙·波娃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在与他同等的水平线上，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加之他们是在一起生活数十年的终身伴侣，因了她对过去生活经历的准确细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的不足；而且，得益于她的适时启发、引导和提示，萨特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使他的思想得以充分表达。正如《向萨特告别》一书的译者黄忠晶在序言中所评价的：
“他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经西蒙·波娃听录音机整理出来的这部长篇谈话，分“文学和哲学”、“阅读与写作”、“音乐和绘画”、“旅行”、“月亮”、“天才与平等”、“骄傲”、“他人……同男人的关系”、“他人……同女人的关系”、“身体”、“食物”、“金钱”、“自由”、“政治”、“社会主义与自由”、“时间”、“一生”、“死亡与上帝”等部分。西蒙·波娃在“前言”中写道：
这些谈话是1974年夏秋时节先在罗马然后在巴黎进行的。有时萨特感到疲劳，问题回答得不很好；有时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够灵活，没有提到要点上。我删去了一些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话。这些谈话是按照主题整理的，同时它们又多少保持了时间的顺序。我想让这些谈话有一个适合阅读的形式……大家知道，按照录音记下来的东西同完全是写出来的东西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我并不想用文学语言来修饰它们……我想保留它们那种出于自然的色彩。在这些谈话中可以找到一些散漫无章的段落，一些停滞不前的地方；在其中还可以找到重复甚至矛盾的话语。如果改动这些地方，我怕会歪曲萨特的原意，会让那些含义微妙之处消失殆尽。关于萨特本人这些谈话似乎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但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萨特曲折的思想历程，听到他那活生生的声音。
由于这部长篇对话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和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这就大大增加了对一个人的平和性和可理解性，使人们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有了一个真切和立体的了解。“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自然，西蒙·波娃为此作出了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