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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他俩商定着确立这样一个目标：尽人类所能寻求真相，慷慨地让自己享受争东论西、放任言行和亵渎神圣的乐趣。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心中不满，臻至一次心灵的净化。
阿尔格雷断断续续从芝加哥给西蒙·波娃写信。两人在通信中期待着可以再度旅行的日子。这一年，当美国出版的《一代名流》问世后，他一点也不高兴。题献给他的《一代名流》中，有对他们的显然是小说化了的爱情生活的生动描绘，不仅引起了轻易不肯表态的报界人士的注意，而且引来了文学女流谄媚的邀请：“你为何不把你的恩惠随处抛洒？”“如果你到纽约来，请给住在某某饭店的我挂个电话。”签名后又补上一句：“又及：那该有多好。”对这些信，阿尔格雷都不屑于作答。他只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您必须记住，您刚刚读到的这种关系，涉及到的是一个31岁的男人，而我现在已66岁了，因此，这已不再有多大意义了，您说不是吗，亲爱的？”
5。 苏军坦克碾碎了对苏联的种种梦想
1956年在法国当一个左翼分子很不轻松。新上任的社会党激进派总理居伊·摩勒同意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并称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残酷的和极不明智的”。一个月后，他便向军队和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百万法国人作了妥协，战争更白热化了。并开始了一场大后方宣传活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由3月的19万人增至6月的38万人。
人们组织抗议活动，举行集会、示威、罢工，在运兵列车出发时加以阻拦。萨特在巴黎的一次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说；在维也纳举行的和平运动会议上，他也坦言谴责阿尔及利亚战争。
后来，令西蒙·波娃和萨特更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他俩在意大利旅行。从报摊买到的报纸上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进攻布达佩斯的反叛者。
《国家晚报》描述了这次事件：30万人在布达佩斯游行，要求纳吉重新上台，要求同苏联在政治上脱钩，有的人还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匈牙利安全部队向游行队伍开枪，至少有350人丧生，数千人受伤。翌日早晨，纳吉掌握了政权，苏联人与反叛者已处于对峙状态。人们还杀死安全部队士兵。
在丰塔内拉饭店吃晚饭时，她和萨特心神不宁地一遍又一遍重述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如同在波兰发生过的那样，在反抗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反对苛刻之至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非斯大林主义已引起了民族主义和报复情绪的大爆发。同波兰一样，安全部队也向人群开了枪。可为什么俄国坦克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出面干涉呢？
这样一来，苏联岂不是公开违背二十大许下的诺言，违反了不干涉的原则？
这种行径，与帝国主义列强何异？
这起无法为之辩护的悲剧，訇然击碎了萨特和她为设法与共产党保持一致而曾经作出的种种努力。
就像波兰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局势看来正朝好的方面发展：纳吉宣布大赦；全国到处组织工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苏军从布达佩斯撤走；坚持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并坚持匈牙利保持中立；纳吉宣布恢复过去的各政党，并进行自由选举。
莫斯科谴责纳吉选择了“法西斯主义道路”，派坦克进攻布达佩斯，轰炸切佩尔的工厂。西蒙·波娃和萨特忧心忡忡地回到巴黎，萨特在接受《快报》周刊的一次采访中，不指名地谴责了苏联。他说，他“虽感遗憾，但仍完全地”同苏联的每一个朋友断绝来往，并更为坚决地与那些应对法共政策负责的人一刀两断。为了和共产党人达到某种一致，为了使这种一致不受影响，萨特曾煞费苦心。但这次他毫不含糊地认定：为了苏联宣称保卫的社会主义，俄国人的干涉必须受到谴责。西蒙·波娃会同他以及其他几位作家，在一份反对俄国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很快就在《观察家》周刊上登了出来。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发了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几乎包括从“二十大”到10月事变之间发生的一切。在《斯大林的幽灵》中，萨特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包含对其本身的道德估价。”他正是以此为基础，批判了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并且不赞成苏联的干涉。不过，……西蒙·波娃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萨特重申，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他对在苏联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还是保持信心。布达佩斯事件对他是个重大打击，但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至少还是使自己立下的准则……与苏联站在一起……经受住了考验。
萨特与西蒙·波娃既没有重新孤独，也没有再度成为人民的公敌。即使是与正统的共产党人，哪怕是同苏联人，他们的桥梁也没有中断。与法共中断了来往，但与全国作家委员会的关系没断，与“和平运动”的关系没断。萨特的《可尊敬的妓女》仍在莫斯科上演，这便传达了一个信息：苏联人已经变聪明起来了，他们也信守二十大的精神，因此没有与不愿容忍布达佩斯事件的支持者们拉开距离，一个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的人可以不被认为是叛徒。
第十四章 花落·花开
1。 长达7年的“夏秋之恋”终于落幕了
在《第二性》中，西蒙·波娃在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详细考察女性心理和生理成长的历程时，曾经就女性由成年到老年阶段的种种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
她认为，女子的个人生活史和男人的生活史比较起来，受生理命运左右的幅度大得多，男人依年岁的增长而逐渐衰老，而女人则在某一年龄突然失去了女性的特点：她比男子早些失去性吸引力和生育力，而这恰恰是在社会人士和她自己心目中曾经给予她生存意义和幸福机会的两大要素。
这时候的女子，便进入了“危险的年龄”时期。对她那转瞬即逝而又令人失望的过去，在举步踏入不可捉摸的将来之际，她对人生重新采取了少女般的态度。她再三重述着年轻时的种种机会和经历，甚至杜撰和期待着一桩桩可能发生的罗曼史。西蒙·波娃写道：
“受旧道德影响的保守妇女，很难真正付诸行动，走极端之路。但在她的梦境里，却充满情欲的幻影，即使在清醒的时刻，欲望也萦绕着她。她对子女表现出狂热而肉感的爱；对于她的儿子都会有乱伦的意志；或者偷偷地、接二连三地，爱上了年轻人。……她会用上一千种战略：她把礼貌、友谊、感激等等统统变成陷阱。她的攻击对象是年轻人，这不只由于她喜欢青春的清新肉体，而且由于她只能从他们那儿获得无利益关系的热情，一种少年人对母性的亲昵。她自己变得大胆而主动，年轻人的柔顺也和他们英俊的外貌一样讨她欢喜；过了40的史达哀夫人，挑中那些乳臭未干、仰慕她的名气的小伙子。在任何场合下，胆小的生手总容易上钩的。”
书中所描绘的，其实在后来的生活中她也是这么实践和体验着的。她和朗兹曼的相爱和同居，就是明证。事情从一开始，她就料到这场“夏秋之恋”终有分手的一天，因为年龄上的巨大差异……她长他17岁……随着时间的推移，朗兹曼终将会因为她人老珠黄，其种种表征和器官失调，即由人生的秋季步入冬季时，弃她而去。然而，当1958年6月朗兹曼宣布与她的关系终结，她的内心还是难以适应不再为他人需要这一事实。她以为这种关系将会不受时间限制，友谊将绵绵无期地延续下去。
其实，这种分手是必然的，正常的。这年，她50岁了，而朗兹曼才33岁。她在《第二性》中描绘过的，用钱向年轻情人购买爱慕、赞美和敬重的幻景的捐助人太太的形象，现在轮到她来扮演了。想到为了扭回逝去的光阴，想到为了延续青春的岁月，想到为了充分享受作为一个女人的人生，曾并无其他所求地对年轻的情夫付出母性的慷慨和妻性的柔情，无非是以此收买一场罗曼蒂克，拥有性爱的自由。
而现在，这一切将万般无奈地与她挥手作别了。
在《第二性》中描绘的一个个中年女性，往往突然生气勃勃地想弥补过去的损失。良母型的，深信自己还能怀孕，热情地尝试再创造一个生命；风流的，想再捕捉一个情人，以放纵自己的欲望；爱打扮的，则比往常更热心于装扮自己，去讨好异性。她们想以此表示，时光的流逝并没有真正影响她们，她们没有比眼前更觉年轻的了。她们不惜穿着年轻的服饰，学着稚气的举止，夸张着女性的依赖性，以图退回到当男人的“性爱物”的角色。……
但事实上，重新开始生活是不可能了。
相比之下，西蒙·波娃觉得在她40多岁以后与小她17岁的朗兹曼还有这么一场长达7年之久的恋情，也是够浪漫得可以的了。
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2。 一个17岁的女学生闯进了萨特的生活
一个17岁的女学生闯进了萨特的生活。
她叫阿莱特·艾尔凯姆，是阿尔及利亚东部君士坦丁一个犹太商人的女儿，准备投考位于郊区塞夫勒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选择萨特的伦理观作学期论文。她的哲学教师对此表示不满，她便给萨特写信。
阿莱特十分聪明和漂亮，尽管她胆小，意志也不坚定。碰上以同女性交往特别是同年轻女性交往为乐事的萨特，阿莱特自然很快就堕入情网，成了他的情妇。
在萨特看来，一种正常的生活就意味着同女人的连续不断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在抽象的理解力方面是发展了，但这是片面的，缺乏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受性，而女人正好可以给他弥补这一不足，使他变得正常。
萨特同女人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他可以和一个他喜爱的女性闲话终日而毫无倦意，第二天还可以接着再谈；而他同男性朋友一谈完正事就准备结束谈话。他一生有过许多女人。从许多大作家的传记中得知，一个作家应该有许多恋爱事件，他于是依此而设计自己同女性的交往。他在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花费整整一卷的篇幅来探讨身体、性爱、情欲、受虐狂、虐待狂的问题，只缘他的哲学来自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
到了萨特晚年，西蒙·波娃拟了22个题目与萨特进行交谈。之后，她按照录音记下来的东西整理了出来。其中有一条专谈他同女人的关系，读者从中听到了他那活生生的声音。
他坦言自己喜欢漂亮、聪慧的女性。他在同这些女人的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不是男子气概。当然每个人在这种关系中都要担当某种角色，他的角色是较为活动和理智的；女人的角色主要是在感情的水平上。多数时间里一个女人是有着感情的价值而有时是性的价值：“我就是这样看的，我觉得同一个女人有关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这一点，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占有她的感情……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换言之，他要女人爱他，让她们因为感受到成了属于他的某个东西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