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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我想那一定是加缪的老婆，她经常对你说：“萨特，我真希望你去自杀。”
2。 一个小她17岁的英俊青年与她相爱了
就在时局恶化，与阿尔格雷关系结束所留下的空虚感使得西蒙·波娃感到害怕的日子里，一个名叫朗兹曼的27岁的英俊青年闯进了她的生活。
克劳德·朗兹曼和马塞尔·佩珠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起加入《现代》编辑部的。犹太人朗兹曼是一个工人家庭的长子，在克莱蒙费朗度过幸福的童年，13岁时才遇到反犹太主义，19岁时加入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组织“马基”。战后他成了一个超级犹太人，每当有人唤起他对大屠杀的回忆，他就会气愤得直流眼泪；而一旦得知某位名流是犹太人时，就会得意地露出笑意。在编辑部，朗兹曼总是用十分唐突的语气说出极端的话来，他那纯粹是挖苦人的幽默和毫无节制的作为极大地活跃了会议气氛，他和佩珠帮助萨特使《现代》更具政治色彩了。
精力旺盛的朗兹曼，是众多女子心目中富有吸引力的那种男人。1952年12月，在荷兰旅行期间，西蒙·波娃和他双双坠入情网，这时离西蒙·波娃的44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在荷兰，他们沿着冰封的沟渠散步，或是坐在挂着门帘的酒莱馆里边呷酒边交谈。爱情从来没有上帝，因为爱情就是她自身的上帝。爱情藐视门第、身份、长相、知识、地域、民族等等方面的差异，自然也藐视年龄上的差异。西蒙·波娃非常清楚朗兹曼属于另一代人，但他的确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她恢复了目的意识，使她重新拥有了喜怒哀乐。她当然不能拒绝这种诱惑，这种机会；或者说，她心底里一直在企盼着这样一种罗曼蒂克的艳遇！她后来写道：“他的青春年少注定我只能在他的生活中有如昙花一现；在我自己看来，这也成了我不能把全部身心交给他的理由。”但是，她将充分享受现在，在享受现在的时候不去想那些尚未来临的事情。
她与朗兹曼相爱并同居。1953年…1954年，先后与朗兹曼去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阿尔及尔、西班牙等地旅行。其间，她每年要和萨特一起作几次长途旅行。她不愿放弃这个习惯，但又担心一连几个月见不到朗兹曼，因此，三人商定，在外出度假中途的某个时候，朗兹曼和他们一起待三两个星期。因为萨特不似西蒙·波娃，从来不知道妒忌，所以这一次与朗兹曼组成的“三重奏”比起当初与奥尔加组成的“三重奏”来，显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朗兹曼使她摆脱了中年的苦闷，并给她输入了新的活力。他的青春使她不再受年龄的困扰。有几回，朗兹曼见西蒙·波娃在为自己的年龄担忧，便显得惊恐不安，这无异于将一个指令输入她身体的每块肌肉和每根神经……决不能向这种忧虑让步，把他拖进这种为年龄衰老而忧心忡忡之中显然是不明智的，……令人忌讳的。
他们的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的职业是负责法国新闻社电讯稿的改写工作，余下的时间则为《现代》撰稿和从事个人写作。每天上午，他们在她的位于拉比歇里街的小房间中并肩工作，他在写一本有关以色列的书，而她则在奋笔写作《一代名流》。
3。 扛鼎之作《一代名流》问世
历时4年的长篇小说《一代名流》，1954年10月出版了。这部旨在刻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认为“说真话”和“干革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作品，一问世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是年12月即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1944年圣诞之夜，巴黎一群知识分子聚集在亨利与波尔同居的公寓里，举杯欢庆法西斯的覆灭。和平即将来临，在正义和幸福接踵而至的时刻，每个人面临着新的选择。
大家向何处去？
法国应该向何处去？
在他们中间，罗伯特与亨利一样，都是著名作家和抵抗运动的英雄，是法国文化思想界硕果仅存的一代名流。
亨利还年轻，他决心与旧日的一切告别，动手写作一些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小说。而他的妻子波尔依恋的是沦陷时期那一段无所作为、关门闭户的孤独生活。亨利准备与波尔分手，为了向分手过渡，他决定接受葡萄牙抵抗者的邀请，动身去那里采访旅行。与他同行的是罗伯特的女儿娜第纳。葡萄牙之行使他大开眼界，明白了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开始。他谴责美国的地中海政策。
年过六旬的罗伯特，憧憬一个“统一的欧洲，左派的欧洲”，认为法国“应该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来实现人民阵线政府”，还认为在苏联和美国这二强之间法国应该靠拢前者，摆脱美国的奴役。他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新的左派运动，奉行独立于法共的左翼路线。《希望报》是亨利在沦陷时期创立的一张反法西斯的报纸，享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因而，罗伯特提议亨利将其主持的这张报纸纳入运动之内，以促使运动蓬勃发展。
左派和右派都在向亨利招手。亨利在文学上曾是罗伯特的学生，在生活上是罗伯特的挚友，在政治上是罗伯特的知己。尽管他崇尚思想独立、厌恶任何帮派控制，但他和罗伯特一样信仰社会主义。几经踌躇后，他接受了罗伯特的建议。
罗伯特的妻子安娜热爱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她是一个心理学医生。女儿娜第纳自从被德寇夺去爱人后，对人生丧失信念，变得性格乖戾、放任形骸、自暴自弃。安娜也在寻觅存在的意义，抗战的胜利远未抚平一切人，包括她自己的心头创伤。她还年轻，还有别的追求……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成员复杂，他和亨利周围原先的朋友或同路人也在纷纷转化，有的更为激进，有的加入恐怖分子行列，有的向右靠拢。
《希望报》被右派咒为“共产党的尾巴”，被共产党斥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在左右夹击下，发行量剧降，财政上濒临破产。这时候，富商特拉利尤露出了右派面目，他以拒绝资助为要挟，要求《希望报》向右转向。亨利虽然顶住了转向的压力，可是为了保存《希望报》，只得让特拉利尤及其心腹挤入报社。亏得朋友朗贝尔买下关键性的五分之一的股份，亨利才得以保持对报纸的控制。
安娜在丈夫的鼓励下，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心理学会在那里举办的1945年年会。在芝加哥无意中结识了一位美国的左翼作家刘易斯。两人一见钟情。热烈的爱情使安娜对生存产生了新的意趣。可她终究放心不下丈夫及其事业。她计划实行一种“双重生活”，有意每年在欧美大陆间来回往返，既保持在美国的爱情，又不失去法国这头的家庭。当亨利与波尔彻底决裂，波尔饮恨自尽时，被安娜救离险境。
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戴高乐派呼声日增，苏联作出了激烈反应，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罗伯特与亨利站在苏联一边。可是，苏联的逃亡者带出来确凿文件和资料，揭露苏联内部存在“劳动营”的奴役制度；左派内部因之掀起轩然大波。罗伯特认为，谴责苏联制度的缺陷有损于左派的事业，他决定“绝对不做损害苏联的事情”；亨利认为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替它隐瞒黑暗，作为作家，他有责任阐述历史真实。两人的分歧形成了剧烈的思想冲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们周围施加种种压力。亨利终于决定公开抨击苏联。罗伯特与亨利决裂。亨利被左派运动开除。法共舆论对亨利穷追猛击。
其实，要是由亨利在苏、美之间作一选择，他还是会选择前者，可共产党人称他是帝国主义的奸细。罗伯特对建立共产主义心驰神往，可他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的生活。法国知识界的一代名流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终于解体了，他的中左社会主义理想亦告破灭。亨利呢，由于朗贝尔的倒戈，他最终被挤出了自己手创的《希望报》。罗伯特慨叹：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
亨利深感人心冷漠，世事叵测。他受到美丽的庸俗的若瑟特勾引，把她捧成明星，让她演出自己写的剧本。他甚至为若瑟特母女出庭作证，帮助她们洗刷沦陷时期的丑行。他做此事并非毫无遗憾，却未感受良心责备，他说：“在这种时代，良心毫无用处。”
安娜与刘易斯的热恋在一年后告终。当她第三次横渡大洋时，发现刘易斯已丧失了对她的爱情：“双重生活”看来难以为继。安娜的幻梦破灭了，又一次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服毒自尽，打算了却此生。可是罗伯特他们没让她死去。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罗伯特和亨利并未改变信念，他们依然期望实现人类正义，期望在法国建立社会主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失意，共同的情操，使两个朋友言归于好。他们互述思想，讨论着未来的行动。
亨利与娜第纳结婚，有了一个女儿。
安娜想道：“我一定会重新受到召唤。也许，有一天，我又会重新幸福。谁知道呢？”
4。 “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小说问世后，人们便议论安娜是她自己，罗伯特是萨特，亨利是加缪，刘易斯是阿尔格雷，惟有波尔那位越来越神经过敏的女子没有实际“原型”，西蒙·波娃的几个朋友都在这个人物身上认出了自己，云云。
对此，西蒙·波娃在《时势的力量》里作了具体的描绘和解释……
关于安娜。“的确，她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把她塑造成了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认识的女子。我让她带有我的兴趣，我的感情，我的反应和我的回忆。我还常借她的口说我要说的话。但是，她缺乏我的欲望，也没有我的韧劲，更重要的是，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职业赋予我的那种自主性她没有，她与一个比自己年长20岁的男子的关系几乎像一个女儿和父亲的关系。虽然夫妇间非常理解，但她仍感孤寂。……她过着一种‘从属’存在的‘相对’生活。在她身上描述的主要是我经历的负面：害怕死亡，恐惧虚无，耻于健忘，以及对世界多样化的不知所措和对生活的反感。生存的快乐、行动的愉快，写作的乐趣，所有这些都写到了亨利身上。他至少同安娜一样与我相似，或许，是他更像我”。
至于亨利，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西蒙·波娃辩解道，他虽与现实中的加缪一样年轻，长着黑发，办了张报纸，是个作家，但加缪仇恨共产主义，这一点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就足以说明他与亨利的差异。“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亨利所拥有的只是从我身上移植过去的感情和思想”。
还有，萨特是否就是罗伯特？回答是：非也。关心世界，迷恋工作这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除此以外，罗伯特的年龄、感情冷漠、独断专行、悲观沉默等等，都与萨特相去甚远。此外，在对待苏联劳动营事件的处理，与加缪最终反目的原因，加缪离开报社的原因，左派组织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