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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他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当然，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会搬到汉口路之后不久，冯雪峰到文管会来找我，进门就被门岗挡住，到了传达室，又要他填表，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葛蕴芳（秘书）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下楼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后我批评了警卫和传达室，说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另一件事带有喜剧性，大概是6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日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2＇“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别’。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
“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3＇1979年5月，夏衍在《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文中深情地回忆起1949年，有一次在陈毅办公室开完会——“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装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4＇实际上，由于长期在国统区和香港等地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办报写作，夏衍身上不符合中共铁的纪律、规范约束的“毛病”很多，这一切不会因为他在丹阳穿上了军装而改变。同样，今时不同往日，他与过去那些文化界老朋友之间政治身份、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隔阂，也不会因为他重新换上了西服而消失。毕竟时代已经转换，即使文采风流的儒将陈毅和昔日长期扮演文化人角色的夏衍也不能很快就适应。他回忆说：“我这个人爱开玩笑，讲话随便，特别是对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到赵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这一类事大概不止这一次，也不仅对赵丹，对白杨、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30年代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不这样反而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我不买账，辩了几句，大概这些事也传开了，后来冯定同志诚恳地劝告我：‘今后还是注意一点为好，环境变了，过去我们是地下党，现在是执政党了，要注意到群众中的影响。’他的好意我是完全了解的，但当了执政党就一定要有‘架子’？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这一类事碰到得多了，我也不得不静下来进行了反省，渐渐懂得了这是一种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风气，对革命的新风是不可违拗的，于是我就努力地去顺应和适应，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但对于有些‘规矩’，我还是不习惯，或者说始终感到不舒服，例如出门一定要带警卫员，出去开会或者到朋友家去串门一定要事先通知警卫班，乃至对朋友的夫人要叫‘你的爱人’之类，对前者我只能服从，对后者我就‘顽抗’到底。”＇5＇面对新的现实，除了“适应”、“服从”和“习惯”，夏衍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1949年，夏衍进上海不久就察觉到中共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知识水平太低，常识严重不足，特别是跟处以下的干部谈话，许多问题讲不通，一般说来，他们对政治性的名词术语比较熟悉，也随口会说，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就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知识面太窄（历史和科学常识严重匮乏），而且缺乏自知之明，他发现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共在上海乃至华东文化、宣传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一再在座谈会上号召部下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几乎毫无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科一级干部来了一次常识测验，按初中程度的标准出了50道题，测验的结果是六十分以下占了70％，连“五四”运动发生在哪一年答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有些常识性问题的答案更是笑话百出，一些人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知道有过“左联”、“社联”这些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哪年开的，毛泽东主要讲了些什么统统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了。
因为事先考虑到他们的“面子”问题，他规定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结果也不公开发表，只供领导参考。这事得到陈毅的肯定，还说他不够大手笔，应该署名、公布成绩，让他们丢一下脸。不料后来竟被人当作把柄，说他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知识测验之后的那些怪话，使他遭遇了一种无形的抗拒。
身为中共在上海的高级干部，夏衍的主要毛病一是讲话不小心，比如有一位党外老作家问他，文艺除了为工农兵服务，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他自己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写的剧本也都是给小市民看的，所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可以”，还翻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着其中一段话说，文艺的服务对象有四种人，“第四是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还引经据典说毛不也说过“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他自认为是按《讲话》精神回答的，所以讲过以后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哪知道这些话传到北京文艺界就变成了夏衍在上海提倡“文艺为小资产阶级服务”。急得天津的朋友阿英连忙写信劝他以后说话要小心。
1949年以后“留用”的前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时代的金圆券折合老区的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一般都有二百元到五百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实行的都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老办法，即便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所以市长、部长、司令员的收入要比工程师、名演员低得多。党政军干部的供给制、“低薪制”和 “留用人员”的“保留工资”就发生了矛盾。
一次陈毅请刘伯承在家里吃饭，夏衍、潘汉年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威名显赫的元帅都在哭穷，陈毅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伯承则说自己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不无自嘲地对夏衍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方面，拿“保留工资”的人也有不满、不平，他们的看法是，你们住的是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这种矛盾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只不过小事一桩，大家都服从这种安排，矛盾并没有表面化，夏衍却在思考这些不该思考的问题了。
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
办了十二年的报纸，当天翻地覆之后，夏衍对报纸自然还是关注的，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敏感。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更不用说其他地方），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律不用。他虽然同意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观点，但是他认为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快，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专访”，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外电有造谣污蔑之词，为什么不可以像批“白皮书”那样让群众知道并一一驳斥呢？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乃至一星期没有一篇社论呢？至于不登广告，即使像他那样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能够看出，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对此，他大惑不解。
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长江、恽逸群等人谈论过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新闻工作他很有一些意见，“最少也可以说是不习惯”。恽逸群不无迟疑地说：“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现在《解放日报》只出一张，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则似乎有点怪他多事，北京报纸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