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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９２９年春，上海，淅淅沥沥的春雨伴着一阵阵北风下个不停，太阳偶尔露出云端，送来些许温暖的阳光，但转眼间又被绵绵细雨所打断，紧跟着又是雨雾濛濛的天气。陈独秀似乎早已经习惯了江南天气多变的春天，他整天专心致志地埋头编写他用心血浇铸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就要完成了，他得抓紧时间尽快修订，以便交付出版。
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步，然后推开窗子，呼吸一下窗外清新的空气，感受春天到来的气息。近两年平静的书斋生活已经让陈独秀感觉到有些压抑，甚至是窒息，以往风尘仆仆四处奔波的革命生涯，似乎真的离他越来越远了，刚到知天命之年难道就真的老了吗？陈独秀不甘心，虽然党内同志背后都称他为老头子，但他并未感觉自己老，他还有使不完的劲，他太需要火热的革命激情，来刺激他快要麻木的神经。
然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改变了陈独秀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一天，窗外下着蒙蒙细雨，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急急忙忙来到位于上海北四３０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陈独秀的寓所，敲了敲门，高君曼开门将其引进屋里。来人见到陈独秀后，连忙叫了声“舅舅”，陈独秀愣了半天，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见外甥来了，陈独秀感到分外高兴。自延年、乔年、玉莹（筱秀）相继死后，陈独秀倍感家破人亡的凄凉。今天外甥特地来看望自己，心里有种别样的亲切和温馨。
陈独秀连忙叫吴季严坐下，沏了一杯茶递给吴季严。问过一些家常后，他问吴季严从什么地方来找到他的。吴季严告诉陈独秀，自己前两年到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舅舅住在此处。
一听到吴季严从莫斯科回来，陈独秀赶紧要他介绍苏联的情况。虽然他不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并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但他很想了解苏联目前的状况。
吴季严见陈独秀想听苏联的情况，于是立刻将自己在苏留学期间的所听所闻绘声绘色地讲给舅舅听。他说，苏共中央领导集体现在也闹分裂。１９２６年７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今年２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他接着说道，由于牵涉到苏共中央的内部争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受到了牵连，被开除党籍和驱逐回国，吴季严本人也在其中。吴季严越讲越起劲，渐渐地有些眉飞色舞了。他继续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什么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斯大林根本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更适合。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苏联的开国元勋，是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才华出众，盖世无双，在苏联国内深得人心。吴季严如此天花乱坠的一番描述，陈独秀听得很入迷，他绝对没有想到苏共中央也是矛盾重重，怪不得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指示常常是朝令夕改，让他和中共中央无所适从。临走时，吴季严将从苏联带回国的几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吹捧托洛茨基的文章，留给陈独秀看。这些文章不仅改变了陈独秀的思想观点，而且改变了陈独秀的未来人生道路。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托洛茨基及其思想观点。
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起初同情俄国资产阶级民粹派，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于１８７９年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团体……南俄工人协会的工作。随后，创办报纸《我们的话》，宣传革命。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与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俄共（布）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１９２６年，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同盟，即联合反对派集团，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策。１９２７年５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年１被俄共（布）开除出党，后又被“开除国籍”，１９２９年２月被驱逐往土耳其，１９３７年流亡到墨西哥，次年创建第四国际。１９４０年在墨西哥被暗杀身亡。
托洛茨基是俄共（布）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演说家，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他的基本理论，就是他撰写的《不断革命论》所宣扬的“不断革命论”，其核心有三点：一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消灭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包括贫农及一切私有者；三是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即国际革命论，主张以苏联作为基地，发动革命，使无产阶级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上述这些问题，原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列宁去世后，演变成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激烈争论。其中，中国革命是这场苏联党内争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此，托洛茨基相继写了一批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和文章，著名的有《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
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的联共（布）之间的争论问题，孰是孰非，历史已经作出了评价，我们也无意再去作何评论。不过，联共（布）党内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不仅影响了联共（布）党内外，而且还波及到第三国际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自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陈独秀恰恰成为了中共这场内部争辩和分裂的主角。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开始拿起托洛茨基的文章来阅读。他越读，就越发现自己与托洛茨基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上，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终于在国外找到了知己，尽管在党内并不太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看到精彩处，他又情不自禁地多次提起笔在原书上圈圈画画，做下记录。尤其是对大革命的论述，陈独秀被托洛茨基的观点深深打动了。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始终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才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他自己并没有大的过错。他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诿过于已十分不满，认为目的是推卸责任，找他做替罪羊而已。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中宣称，在过去的５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遭受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的危害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惨烈。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们，开始时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支持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的，等等。
陈独秀读后，大为感慨。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原来也不是铁板一块，竟然还有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支持他陈独秀的观点。后来，他在给共产国际信中指出：“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注）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以至于后来陈独秀回忆说，他只是在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之后，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了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的真实根源所在，那就是共产国际。他由此进一步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的错误。他甚至旧话重提，指出大革命初期要中共加入国民党，已根本毁坏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它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最后步步向资产阶级投降，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他以此攻击中共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并没有把这些错误的根源系统地、彻底地指责出来，以致留下现在的祸害。
从陈独秀上述反思来看，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作出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他要从托洛茨基那里，吸收对其有利的理论依据来为自己辩护，以期证明他陈独秀是正确的。
陈独秀是一个个性坚定、固执己见的人，尤其是一旦他自认为正确时，往往会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不顾一切地坚持到底而不管结果怎样。如果说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在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之后，大有未曾谋面却相见恨晚的感觉，而在思想观点上全面倒向托洛茨基，成为他转向托洛茨基派第一步的话，那么，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却使他与原来为之苦苦追求和奋斗的事业背道而驰，相距愈来愈远，终至一去不复返。
１９２９年４月——５月间，此时的上海，正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季节。陈独秀的心情，也随着入夏的气温慢慢升高逐渐好转起来。虽然，他现在仍是国民党以３万大洋通缉的“共党要犯”，并且自１９２７年９月避居上海以来，行动受到限制，只能整日埋头研究文字学，又遭受了家破人亡、物是人非的人间悲剧，但他渐渐从悲痛和孤独中走出来。于是，他也偶尔出去走一走，主要是到彭述之、郑超麟、汪泽楷、尹宽等几个亲密一点的老部下那里坐坐。
一天，陈独秀又照例来到住在上海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的彭述之、汪泽楷家中，这里已成为“陈独秀派”分子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文件的活动场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早就从留苏归国学生王平一那里，见到了一系列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把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文章传入党内。彭述之等人最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期间推行国共合作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中国的翻版，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这样一些材料。后来，他们又从王平一等一批留苏归国的托洛茨基派那里，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据郑超麟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时，仿佛是有什么电光闪过了他的头脑。接着，他们又将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文章，介绍给陈独秀。
起初，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陈独秀是把托洛茨基引为异域知己而倾心仰慕的，但对于托洛茨基的其他观点则持不同看法。毕竟陈独秀不是一个人云亦云之辈，而是一个对诸多问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