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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中，陈独秀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一共个，所采用的字母形体，在他看来大致是比较完备的国际音标。但是，他也根据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能全部实用的实际情况，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９个结合声母及３个单声母。
书稿完成后，陈独秀将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由于陈独秀是当时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商务印书馆害怕由此惹祸，因而不敢出版。但陈独秀毕竟是“五四”时期的文坛领袖，非一般无名小卒可比，于是胡适、赵元任、王云五等社会名流共捐赠稿费１０００元，使陈独秀暂时得以维持了一段清苦的生活。
第二章 创造一个新党
１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从“五四”时期以来意气风发、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权力巅峰，沦落到几乎四处躲藏、销声匿迹的地步。政治上的失意，让陈独秀有些消极，同时也让党内一部分人对他的际遇产生了同情。这些人以后慢慢地由同情、支持，发展到没有陈独秀亲自参加的小派别…………“陈独秀派”，并在中共党内开展不公开的派别活动，最后发展成为中国的托洛茨基取消派，完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
当时，参加这个派别活动的人，主要有彭述之及其妻子陈碧兰、郑超麟、尹宽、何资深、蔡振德、马玉夫、刘伯庄、任曙、陆沉等，他们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到中共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彭述之在五大时，就因坚定支持陈独秀而受到过批评，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职务，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郑超麟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布尔塞维克》编辑，以及中央出版部部长；尹宽先后担任山东区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担任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并继毛泽东之后出任湖南省委书记；蔡振德担任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先后任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先后担任了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和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曙（任旭）担任过中央长江局委员和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先后担任了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和江西省委书记。
这些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是他们认为“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并且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给陈独秀一人感到不满，为陈独秀的遭遇愤愤不平。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在六大以前，由于上述人员还各自担任着各级党的领导职务，而且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和部门，因此他们的活动尚未公开化，显得比较隐蔽，以至于没有引起党内的重视。除此之外，当时陈独秀对党还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重返中央的领导岗位，因而他本人并不支持这种分裂共产党的活动，毕竟共产党是他和李大钊等人亲手缔造起来的，他不愿也不想看到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
据当事人郑超麟回忆，他们曾经极力争取说服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独秀一口回绝，坚决表示不参加反对党的任何活动，而且反对搞宗派主义。此时，陈独秀仍然希望瞿秋白、罗亦农等中央领导人渐渐接受他的意见。他甚至相信虽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错误的，将来在事实证明下，共产国际会觉悟起来而且会接受他的主张。他非常自信自己给中共中央的意见十分正确，不带有任何偏见，完全出于对党的忠诚和爱护的角度出发。如果从个人品质和作风上来衡量陈独秀，应该说他是合格的。他一直认为，从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候起，他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都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干部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他的工作作风是正大光明的。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党内受到批判，就马上站到反对派的阵营去，还是有比较强的组织原则。
中共六大结束以后，瞿秋白因大革命后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受到批判，而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与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余飞等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秘书长李立三等人则回到了国内。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宣传部长蔡和森。但仅仅不到一个月之久，蔡和森就因六大以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了职务。加之不少中央委员相继牺牲、叛变、消极，毛泽东等人又在井冈山领导工农红军，因此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立刻由候补中央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并接替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的重要职务，他们趁此机会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了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了，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宗派主义活动。
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的汪泽楷，从莫斯科一回来后，立即就去看望陈独秀，并向陈汇报了六大的情况。半年前，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乔年做媒，汪泽楷与杜琳结婚。汪泽楷在六大期间，看到自己媒人的父亲及前中央总书记受到大会的批评，心里感到很不满，再加上对中央的政策早有意见，因此，见到陈独秀后，汪泽楷立即鼓动陈独秀在党内另立山头，与他们一起反对现任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听完后大吃一惊，断然拒绝，并表示不会参与，如果要参加就会另外创造一个新党，而不是在党内搞什么反对派。见话不投机，汪泽楷只好悻悻而去。
其实，创造新党的想法，最早是由张国焘首先向陈独秀建议的。
张国焘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曾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受李大钊的赏识，并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和各种组织活动。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委员。从中共一大到六大，张国焘一直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极力反对武装暴动，遭到周恩来等的抵制和批判。南昌起义部队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后，张国焘逃亡香港，两个月以后又跑回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为了整饬纪律，作出了《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张国焘一向自视甚高，个人权力欲望很强，受到中央的严肃处分，心里感到很不服气。在探知陈独秀隐居的住址后，从年２……４月期间，张国焘经常到曾经的老师和不久前才被解除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家里坐一坐，每次都是大发感慨和牢骚，期望得到他认为是同为天下沦落人的陈独秀的同情和支持，为有朝一日能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做准备。
一天，张国焘又到陈独秀家里来坐，陈独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张国焘对时局发表了一番看法，并对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政策提出批评，然后就直奔主题，建议由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工农党。陈独秀不知张国焘极究竟是何用意，于是问张国焘工农党与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张国焘 尽巧舌如簧之能事，绘声绘色地说，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共产党员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坚持认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听到张国焘讲得如此动听，陈独秀有点动心了，但凭他多年的经验，他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很困难。中国共产党自创立到如今初具规模，其间经过多少波折才发展到今天，另立山头绝非易事，岂是说做就能做到的。于是，他指出，共产国际不会轻而易举地答应，弄不好还会给予严厉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不重视东方问题，只顾自己的利益，也不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张国焘还不甘心，坚持认为可以依靠本国的力量而非外来的力量。陈独秀继续泼冷水，就目前的内部状况来说，即便有多数人同意这个计划，筹集经费也是很困难的。想想现在这个样子，革命正处于低潮，经费来源比起共产党建立时还要差得多。就拿他陈独秀本人来说，作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通缉要犯，连公开求职谋生的自由都没有了，整日躲躲闪闪，不得安宁，大规模地筹集经费谈何容易。见张国焘情绪低落，陈独秀只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待今后时机成熟再作打算。
随后不久，张国焘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大会上，张国焘被视为大革命时期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评，由于他作了检讨，因此重新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后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留在莫斯科。张国焘组织工农党的计划胎死腹中，不了了之。想不到现在汪泽楷又旧话重提，陈独秀只好以此来打发汪泽楷了。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在党内另立新党，一方面是他预料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等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虽然六大并没有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批评了大革命结束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采取的左倾盲动错误，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陈独秀的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陈独秀一向自认为光明磊落乃正人君子之道，他虽然对中央有不同意见，但犯不着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在党内开展宗派主义活动，这样做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毁了自己亲手创立的共产党。而汪泽楷、郑超麟等人则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把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作为自己捞取升官发财的不二法门，一旦个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便毫无组织原则，大闹特闹。郑超麟事后也承认，他们当时反对中央并不是什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而只有人事的斗争，他们始终没有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因此，此时的陈独秀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与汪泽楷、郑超麟、彭述之等人搅合在一起，以至于李维汉对当时的陈独秀评价甚高，认为是中共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但是，后来的陈独秀终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渐渐地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２
１９２９年春，上海，淅淅沥沥的春雨伴着一阵阵北风下个不停，太阳偶尔露出云端，送来些许温暖的阳光，但转眼间又被绵绵细雨所打断，紧跟着又是雨雾濛濛的天气。陈独秀似乎早已经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