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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陈独秀担心共产国际一再要他到苏联去研究中国革命是一个幌子，目的是让他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甚至还担心自己离开中国后，孤身一人在外恐怕遭遇什么不测。
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怎样劝说他去苏联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反正他都一概予以拒绝。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隆重举行。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向忠发等人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以及在湘赣边界领导工农红军的毛泽东、朱德等人未能与会。
瞿秋白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整个报告长达７万字，讲了很长时间。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也作了政治报告。
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①黄玠然（文容），《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７９年第１辑。
会后，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于过于强调工人阶级成分，因而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央总书记，但向忠发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在大会讨论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时，与会代表就陈独秀对于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有的代表主张应根据党的纪律，对陈独秀进行严厉的处分。王若飞对陈独秀所犯错误则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曾在去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也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由于王若飞及其他一些代表的工作和努力，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用了这样一段比较公正的话：
是否责任由他（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
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①
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也刻意回避了陈独秀的责任问题，而是采取中央领导集体承担的方式，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连“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几个字都没有提。应该说，对于陈独秀来说，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公道的，也是他能接受的。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却使得原本客观公正的评价严重地走样。
①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５页。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与邓中夏、王若飞等人继续留在莫斯科。王若飞还特地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六大的情况，并劝他不要再消极了，要站在六大的路线上重新为党工作。陈独秀阅毕信后，心里显得比较平静，未作出什么激烈的举动。以至于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他在中共中央的信中也坦然承认道：“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所以，当张国焘在六大召开前后，鼓动陈独秀反对六大选举的中央，另立一个所谓的工农党时，陈独秀明确地加以拒绝了。
中共六大以后，陈独秀对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在拒绝参加六大时，陈独秀曾明确表示不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以与往常一样为中央刊物多写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得好的话，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在六大召开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独秀的对立情绪可能会导致其另行办报和组建新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的领导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出乎预料的，正因为无法预料才使得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更加丰富多彩。陈独秀的人生轨迹也将发生新的转变。
５
文字音韵学是陈独秀一生的个人兴趣和学问爱好之所在，不管是奔波忙碌于革命活动，还是执教鞭于高等学府，只要有闲余时间，他便一头钻进去潜心研究，并且有很深的造诣，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古文造诣颇深而又一向自视甚高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很推崇陈独秀的文字学。
安徽是产生众多文字学大家的地方。明清以来，归有光、戴震、方苞等人形成的桐城学派，影响中国文坛达数百年之久。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与桐城相距不远，自幼便受到桐城学派文风的影响。虽然生性叛逆的陈独秀，十分痛恨死板僵化的八股文章。１７岁考秀才时，面对古怪刁钻的题目，他即兴发挥，将《康熙字典》、《昭明文选》上的生僻难字拼凑了一通，竟考取秀才。由此他更加厌恶八股考试，以至于次年参加完江南乡试后便再也没有去考科举、搏功名了，而是留学日本，投身反清革命。１９０３年，他创办《安徽俗话报》，倡导文学改革。１９１７年，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震惊文坛的《文学革命论》，主张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但是，尽管陈独秀对古文字学极尽批评之能事，却惟独对文字的训诂、音韵却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保持了终身的学术兴趣和爱好。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政治巅峰时期已经过去，虽然他有些不甘心，也曾想方设法去抓住最后的机会，但历史终究没有再眷顾这位曾经的时代宠儿，无情地弃他而去。既失意于政治，又回过头来转身投入到纯学术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几乎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式的政治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有的甚至在学术上取得了远远超过其政治作为的辉煌成就，或许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但是，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的单纯学者，而是一个周身流淌着革命血液的政治人物，这似乎注定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始终会紧密结合在一起。
避难武昌时，陈独秀就开始构思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但限于条件并未着手实施。来到上海隐居后，他就开始整天埋头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等方面的问题，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由于受到国民党的通缉，陈独秀的住处和行踪十分保密，除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像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陈乔年、汪孟邹、汪原放等一些人外，知道他住处的人不是很多，因此来看他的人可说是寥寥无几。当时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提起中国文字拼音化这个问题。遇见来访者是湖南人，他就问这几个字湖南话是怎么遇见是湖北人，他又问湖北话该怎样读；遇见广东人，他又问广东话是怎样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陈独秀的做法，当时就招来了很多人的议论。有人认为他是在故意回避政治现实，造成一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假象；有人认为他是从此要退隐山林，一心一意到纯学问中去寻找精神的寄托。不管别人怎么议论，陈独秀仍然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这是他多年以来一贯的风格。如果一听到别人议论什么就立刻改弦更张，那就不是他陈独秀了。
１９２９年３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研究，陈独秀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全文共分自序及说明、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和广州话五个部分。为了使《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陈独秀分别请天津出生的邓颖超校核北京话，湖北出生的项英校核汉口话，浙江出生的茅盾（沈雁冰）及陆缀文校核上海话，广东出生的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
在《自序》中，陈独秀开宗明义地讲述了他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的起源。他认为，用常用的衍音象形字，不能够使大多数中国人识字写字，重新造新字又很难，而且长期以来书面文字仅仅是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所以，一旦到了要使用的文字，代表现在言，叙述现在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地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中国的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来，有很大的缺陷。他还指出，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开展所谓的平民识字运动，而那些平民千字课丝毫没有注意到平民日常生活的需要，９０％的日常所需的文字都没有，教育平民识字而不会写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认为必须要推行中国的拼音文字，使更多的人不仅能说，而且会写。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制定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
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汉字是一种象形的方块字，长期以来只有读音而无拼音。辛亥革命后，一些文字学家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而并未推广应用。陈独秀深知其弊，想推动中国文字朝拼音化方向发展。他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好，注音字母不能通行的重要原因就是自身缺点太多，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那些人都没有要把汉字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却偏偏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以至于弄得不伦不类，自然也就难以推广起来了。
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甚至嘲笑那些说他想做仓颉（传说中的汉字发明者）第二的人，指出：“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他也意识到，自己写这本书是十分冒险的，他只是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更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来加以讨论、纠正，并通过实际的行动，使中国尽快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分析了当时的国语不流行，而普遍采用四种地方话做标准语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中国还未曾达到国语成立的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他不能够叫做国语。”他指出，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作为标准，在真正国语未确定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为标准语来过渡。因此，他主张采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并认为上述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种地方语能够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语言，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陈独秀提出以地方语作为标准语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