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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②“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③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原先是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在思想上、理论上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实际上，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由于苏联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对于“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 哈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治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④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 １。
② 《第四国际》（美）， １９４２年７，８月合刊，第 ２４１页。
③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 ８４５２号公函。
④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 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但是，在１９４０年以前，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及所有托派一样，只仅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
度分开的 ——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所以，陈独秀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 （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３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终于在 １９３８年３月结束，主要被告全部被枪决（托洛茨基本人也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不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犯有什么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 １９３９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攻芬兰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如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给西流 （濮德治——引者注）的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２０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即上述四个方面的“最后见解”。
①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② 《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函墨迹》，台湾 《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 ５期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最后见解”，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就一点也不用遮掩了。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 （宁）托 （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 （老托也在内），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弟久拟写一册 《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由此可见，他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托洛茨基理论，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抛弃了，“十月革命”也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高兴地接受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生反对派”的桂冠。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
“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先遭到了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次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做出了两个决议：《 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 《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在第一个决议中，在批判了陈独秀致西流 （濮德治）三封信中的思想观点之后，还表示“我们最后希望独秀同志对此加以慎重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独秀同志讨论。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独秀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 ② 。而在第二个决议中，则猛烈抨击陈独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歌颂资产阶级民主、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生任何革命运动可能的观点。并宣布“独秀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独秀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③
①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１。
③《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 ７，８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对于托派临委的批判，陈独秀是自然不会接受的，而且他不怕孤立，绝不沉默。他或者直接给临委去信，或者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 《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 乡村中的陈独秀，另一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 《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过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其实并非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
中国托派一开始就以中共反对派的身份出现，一开始就内部矛盾重重，派系纷争，经常闹无原则的纠纷，且互不买账，都以托洛茨基在中国的正统自居，而喜欢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人。这一次，也不例外。只不过，原来陈独秀还有一些坚定的支持者，而现在只能是单枪匹马地同其他托派分子去斗争了。陈独秀以往是很不屑与别人打笔墨官司的，但自从与托派分子绞合在一起后，他就自己也深陷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去了。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 《大公报》上，他首先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提出“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最后，他说：“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由于该文散布了悲观论调，并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各方强烈反响。国民党政府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在得知成都 《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潘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答应照办，并“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② 《大公报》本来还要刊登陈文的续篇 《再论世界大势》也被禁止了。
①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８４５２号公函。
②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５月８日
陈独秀文章被禁的消息流传开来后，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同年３月１９日，江津县特地举行了一个市民大会，由县长罗宗文主持，从外省请来了一个辛亥革命的元老、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凌是安徽定远人，辛亥革命后，任第５师师长。１９１３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凌铁庵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到前台，指责陈文散布悲观情绪，破坏抗战，大骂陈独秀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恼。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思想观点，中共方面也做出了强烈反应。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于 ５月８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的确点出了陈文的要害。但此文刊出后不到２０天，陈独秀自己还没有见到，就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了。
第九章 久病山中眼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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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一生四处漂泊，奔走呼号，居无定所。虽然继父陈昔凡曾置下庞大的家产，但他丝毫不眷恋继承遗产，过行尸走肉般的优裕生活，而是投身
自己钟爱的事业，即便艰难困苦，也在所不辞。自１９１０年与高君曼双双出走后，陈独秀便与原来的家庭基本脱离了联系，主动放弃了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其间，除在北京大学任教等少数时间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写作拿稿费和版税来维持生活。自担任中共总书记后，起初是不领取津贴的，后来中央虽然每月补贴数额不等的几十元钱，但也往往是解决生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