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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在卷尾，他又写了一首《致读者》的诗，号召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页。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从这两首诗中，丝毫看不出陈独秀由于受到政治批评而发泄种种不满的情绪，仍然可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如往日一般，激情似火，狂傲不羁。
几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好友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来到纸行楼上看望陈独秀。汪原放在陈乔年的介绍下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兼任武汉《国民日报》编辑。刚进门时，汪原放大吃一惊。由于天气炎热，陈独秀正打着赤膊，身上披一大块白布做的汗巾，躺在竹席上，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寒暄一阵后，陈独秀对汪原放说，他不愿再呆在武昌，感觉很难受，想住到上海去，看汪什么时候回上海，问一下汪孟邹，他是否可以回上海。汪原放本来早就想去上海办点事，于是答应马上回去上海一趟。月底，汪原放急急忙忙从上海赶到武昌，告诉陈独秀，汪孟邹希望他尽快到上海去。接到汪孟邹的回信后，陈独秀十分高兴，于是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示可否去上海，并要黄文容尽快将信送到汉口去。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８页。
２
８月底，黄文容从汉口回到武昌，告诉陈独秀，中央已经同意他去上海。因为此时的武汉也并不安全，反革命势力十分嚣张。就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后不久，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争斗，国民党各派宣布实现所谓的“统一”。在各派的反对和压力之下，蒋介石通电下野去了日本，汪精卫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也正在考虑将中央机关迁移上海，以便以上海为中心，指挥全国的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于是答应了陈独秀的请求。
９月初，汪原放来看望陈独秀。看到陈独秀情绪很好，汪原放分析回上海一事肯定有了眉目。果然不出所料，陈独秀兴冲冲地告诉汪原放，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他打算尽快走，并要汪原放落实回上海的乘船事宜，届时与他一起走。汪原放立刻点头答应了。随后，陈独秀半是责怪半是感慨地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也介绍人了党，做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是一样的吗？你叔叔胆小怕事，不也挺好？”汪原放未置可否，只是笑了笑。随即站起身来，对陈独秀说，“我去准备一下。”便下楼走了。
从陈独秀那里出来后，汪原放立即着手联系由武汉开往上海的船只。考虑到陈独秀的安全，汪原放联系到了９月１０日一艘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并特地包了一个四个铺位的客舱。
９月１０日，农历八月十五，是传统的中秋佳节。陈独秀已经是归心似箭，早没有了过中秋节的心情。一大清早，他就起来开始准备行装。为了防止被人认出，陈独秀戴了一顶风帽，把额头压得低低的。临行前，黄文容对陈独秀叮嘱道，“你装成一个病人，躲在船舱里别出来，其他事情都由我和原放来应付。”
收拾停当后，陈独秀与黄文容、汪原放以及所住的纸行经理陈啸青４人一起，到码头登上了英国轮船“公和”号。上船后，陈独秀立刻进入预订好的船舱，躺在上铺一动不动的。随着长长的一声汽笛尖叫声之后，轮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调转方向，驶往了上海。想到即将告别伤心的武汉，陈独秀不觉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躺在床上，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虽然感到身心疲惫，但眼睛却凝视着舱顶。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随着船只沿江东去在渐渐地展开，脑海里浮现出在武汉的不平凡经历，一幕幕宛若就发生在昨天，始终挥之不去。
自４月份雄心勃勃地离沪来汉，到现在灰溜溜地离开武汉返回上海，历史似乎又回归到了原点。仅仅５个月时间，中国革命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其变化之剧烈，速度之快，令近不惑之年的他有些目不暇接，头昏昏眩。他弄不明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他想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但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对，就是它！他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影子，那就是共产国际。
一想到这里，陈独秀就气愤不已，嘴里喃喃自语道：“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到九江时，夜幕已启，一轮明月高挂天空。轮船的甲板上站满了赏月的人，嘈杂的声音扰乱了陈独秀的思绪，他想出来透透气，但又担心暴露了身份，只好呆在客舱里不停地吸着烟，不久客舱里就烟雾弥漫起来了。半夜时，看到甲板上赏月的人越来越少，黄文容、汪原放就叫陈独秀到甲板上来赏月，也算是庆贺中秋节吧。
闷坐了整整一天，陈独秀走出客舱，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江上吹过的清新空气，感觉清爽了许多。凭栏眺望，皓月当空，触发了陈独秀的思乡之情，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天船就该到我的家乡安庆了。”
见陈独秀起了思乡之情，汪原放关切地问道：“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天再回上海？”
陈独秀默不作声，只是抬起头望着月朗星稀的夜空。是啊，他何尝不想回家乡去看看呢！自从参加了革命，陈独秀四处奔波，就很少有时间回家，尤其是与姨妹高君曼双双出走杭州后，激起家庭变故，乡邻众议，他就再也没回过安庆了。但是，现在这种形势，这种身份，自己能回去吗？他心里也不禁疑惑起来。
“中途下船恐怕不好吧？”黄文容提醒道。
“安庆比较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地下去。”陈独秀表示同意。
此后，三人不再做声，赏了一会儿月就回客舱睡觉去了。
一路上，陈独秀很少开口，白天从不到甲板上来透风，吃喝拉撒等事情都由黄文容等三人料理。船主弄不清这四位客人的来历，也不便去问，只是看得出他们的身份有些不同。
两天后，轮船抵达上海。汪孟邹亲自到码头迎接，随后将陈独秀送到早已安排好住处，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彭礼和的房子。不久，陈独秀又搬到浙江北路的一个小弄堂里居住，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陈独秀对上海是再熟悉不过了。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既是中西各种思想交流荟萃之地，也是各色人物聚集的繁华大都市。自１９０３年因在东京剪清政府学监姚昱辫子而被日本驱逐回国，陈独秀首次到上海后，便多年生活在这里。包括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及五四以后宣传革命思想、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活动，都是在上海进行的。但是现在，他不能在像以前那样叱咤风云了，他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在党内又是遭受批判的前任领导人，他只好夹起尾巴来做人了。
这次来上海也亏得汪孟邹叔侄的周密安排。汪孟邹是陈独秀１９０２年春再次去日本途经南京时结识的安徽同乡汪稀颜的弟弟。当时，陈独秀写了２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一书，正准备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汪稀颜写信给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汪孟邹，称陈是“皖城志士”，要他接待陈独秀的来访。自此以后，陈独秀与汪孟邹结下终生友谊。１９０４年，陈独秀就是在汪孟邹开的芜湖科学图书社的楼上创办和发行《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改为《新青年》），也是经汪孟邹介绍后，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陈独秀在上海生活窘迫时，也多次得到过汪孟邹的接济和资助，因此他对汪孟邹叔侄的鼎力帮助心存感激，无以言表。
９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移到上海。瞿秋白及夫人杨之华、郑超麟等人，乘坐日本军舰也抵达了上海。瞿秋白、李维汉代表中央前去看望陈独秀。在谈到今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时，瞿秋白对陈独秀说，中央打算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取名叫《布尔什维克》，要陈独秀经常写些文章予以支持。陈独秀正在上海闷得慌，于是立即答应下来。搞文字写作是他的拿手好戏，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等杂志时，陈独秀都是激情飞扬，创作了一大批宣传革命、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反革命卖国政府的文章，影响了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使他们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壮大了革命的力量。看到自己的拿手好戏将要派上用场，陈独秀甭提有多高兴。于是，他又爆发出惊人的写作能量，充满激情地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由于隐蔽在家，收集信息不易，他便经常翻看上海及各地的各种报刊杂志，找些写作的题目。
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时，《申报》刊登了汪精卫的一个讲话稿，竟表白自己要“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陈独秀看后，十分气愤，他鄙薄汪精卫的为人，对他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更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于是，他以“撒翁”为笔名，一口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和《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篇杂谈，揭露了蒋汪合流的丑恶嘴脸，有力地批驳了汪精卫的虚伪言论。
此时，陈独秀的创作欲望十分惊人。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布尔什维克》创刊到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７日第１９期停刊，他一共发表了１４０篇“寸铁”类的短文和杂文。以至于有时正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来看他时，也劝阻他别再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给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但陈独秀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在继续给中共中央写信，阐述他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执行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看法。他不同意中央对当时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潮的判断，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退却和防御为主的策略。他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政权绝不会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会迅速地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会那样快地高涨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