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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狱中得知此事后大发脾气，深怪陈其昌不应该对鲁迅产生幻想，并用宗派主义的眼光攻击鲁迅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回报，绝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③
①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②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③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 ２０６ 页。
鲁迅一贯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①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以后，陈独秀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人，“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②这无疑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展的进步的表现。说明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③这里，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摒弃前嫌，放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他 说“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的斗争方法。”④应该说，与其他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相比，他的表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①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２９页。
②叶剑英等三人给 《新华日报》的信。
③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④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 ２３３页。
２
陈独秀出狱后，在他的多次讲演和发表的文章中，虽然一再表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但对于其他问题，仍然坚持着他一以贯之的立场与原则。当时，蒋介石曾千方百计地拉拢他。出狱时，蒋派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邨去狱中接陈独秀。丁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丁默邨接陈独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 （今南京湖南路１０ 号）去住。陈独秀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丁默邨不好勉强，只得让陈独秀住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家去了。
接着，蒋又命他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来见陈独秀。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防参议会，给你们１０万元和５个名额。”并表示可以请陈出任劳动部长。陈独秀听完后笑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有什么意思。”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很硬，就不好再往下说了。
蒋介石见自己的亲信不行，又要一直很关心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出马。胡适见陈独秀两鬓添了不少白发，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与以前判若两人。胡适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干什么事呢？”胡适满面笑容地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议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陈独秀摇了摇头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胡适见陈独秀提到陈延年、陈乔年之死，知道陈独秀是说内心话，叫他和蒋、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陈见胡适默不做声，便换个语气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 年第 ５期。
对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周佛海等人，陈独秀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独秀始终一言不发。
陈钟凡见昔日老师陈独秀，面对国民党的极力拉拢而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很受感动，赠诗云：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凭鸾风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性率依原韵和诗，答道：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豹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①
①陈钟凡， 《陈仲甫先生印象 》
对于蒋介石用高官厚禄的拉拢，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但延安中共方面对他是什么态度，陈独秀却显得特别关心。1937年 8月下旬，罗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他经上海到南京。告诉陈独秀：他到南京后，先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请求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叶“欣然允诺”，并叫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开了个保释名单”。陈独秀一听罗汉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有了联系，立即来了精神，忙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样？”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他还告诉陈独秀，他曾以个人名义，向叶剑英提出
“ 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信，提议“合作抗日”，未见答复，现请“重新加以考虑”。叶剑英答应电告延安党中央，并请罗汉亲赴延安联系。①陈独秀听了，沉吟半晌后说：“你再和叶剑英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其实，中共当时的意思已相当清楚。早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 中央发表 《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人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 同盟”，并且列在第６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在接着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 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就曾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 ③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解放》发表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时评，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 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探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周恩来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 ‘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④
①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 《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
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中），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７页。
③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 １９３８ 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 １９３８ 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陈独秀本想在南京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的消息，但因日机轰炸更紧，南京形势紧张，陈独秀只得于９月中旬先去了武汉。当他搬到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不久，罗汉就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罗汉于 ８月底起程，在南京傅厚岗、叶剑英、傅克农处领了路费及去西安的介绍信，和李侠公一道于９月２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是林伯渠，与罗汉是老熟人。大革命时，罗汉受中央派遣，任国民革命军第７军政治部主任，攻打南昌时，与林伯渠军有过很好的配合。罗汉在西安受到林伯渠的热情接待，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他说：“和仲甫一晃有１０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吗？”林伯渠说：“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当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罗汉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要罗汉在七贤庄稍住几天，并立即给延安发了电报，请示中央。其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当晚，刚从山西太原来西安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六大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大会后，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１９３１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出狱，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他“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绝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掺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①
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９月１０ 日，毛泽东接到林伯渠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信息，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