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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乱偿金万民血，故宫宝器尽连城。
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
吴稚晖、张人杰、李石曾三人还是故宫盗宝案的窃贼——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饰王冠只一端。
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
吴稚晖对陈独秀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１９４２年陈独秀去世时，他做悼诗还骂陈是“阿Ｑ“跳梁小丑”。说他“思想极高明，政治大失败；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①云云。
①吴敬恒 （稚晖），《挽陈仲甫先生》，载重庆 《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８日。
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监守自盗，大官大盗者，还有行政院长汪精卫、铁道部长孙科、实业部长陈公博等人——
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
太子叼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
（孙科任铁道部长时，侵吞３００万元，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以铁道部为外府。）
低头分取一杯羹，实业宣传花样新。
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
（谓陈公博当实业部长，只会弄虚作假，粉饰太平。）
此外，《金粉泪》还讽刺国民党官员抽大烟，“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炮暗中吞”；“凛凛威风”的监察委员们只会拍苍蝇；“皇皇大典”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虚张声势，欺骗民众，“官运高低靠后台”。
这样一个贪官污吏横行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样前途呢！“民国”、“民国”，何民之国？所以作者称其“所谓民国”，实为“亡国”，真是“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由此可知，国民党政府所吹嘘的“统一”“升平”、“新生活运动”、“储蓄致富”等等，在陈独秀看来都不过是唬弄老百姓的假象。陈独秀也以此为笑柄，作诗予以嘲笑：
一国三公赣港宁，可怜诸葛竟分身。
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
（“赣港宁”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香港的胡汉民、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全诗大意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仍是三分天下。当年为统一三国操劳一生的诸葛亮若再世，又要分身了。其实所谓“统一”、“党中无派”，乃是法西斯“清党”高压的结果，这一点，“阿斗先生”蒋介石自然心中明白。）
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
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新生活”指１９３４年２月国民党在全国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军事化”，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
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
检查毒品官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
（“麻雀”即麻将等赌具；“乌鸦”即鸦片毒品。“奖券航空 大发财”指当时报上宣传的“航空奖券”，宣称“航空救国，储 蓄致富”。）
陈独秀自幼就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如今，看到在国民党这帮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破人亡，更是满纸悲愤——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
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巢县新焚”指１９３４年４月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
白发媪翁双跪泣，气苗敝絮过冬天。
委员提款联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
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号。
兵车方过忍潮饥，租吏追呼乌夜啼。
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
（指广东、湖南皆以交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当时，不只是劳动人民断绝了生机，在苛捐杂税下，民族工商业也濒临破产危机。有诗云：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中国出路何在？革命，惟有革命！为此，作者不仅捍卫历史上一切革命运动，还呼唤新的革命的到来——
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
微笑撚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
（蒋介石曾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张大辫”指张勋，一个疯狂的保皇复辟派，当年曾在长江流域顽抗辛亥革命。本诗以
反话斥蒋介石，捍卫了辛亥革命和五四五卅运动。）
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
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
（“胡儿语”指外国语，“甲必丹”即captain ，船长、海陆军尉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充当买办。本诗是反话斥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维护当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作者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而是呼喊人民起来，推翻整个国民党暴虐统治。在国民党暴虐统治下进行革命，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必然饱经摧残和牺牲——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
孕妇婴儿甘拼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陈独秀写《金粉泪》一组诗并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民党政府已经看透了，自己经过这次磨难，非但没有消极悲观，反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前途更加充满了信心。虽然自己年纪老了，又有病，但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因此，他颇具匠心地安排的第一首诗就是：
放弃燕云战马嚎，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燕云”指河北、山西大同一带。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型。）
最末一首是：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这组诗首尾相顾，前后呼应，把平时陆续写成的 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 首诗，都是为这两首两句两字做铺垫的。
《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了他的特殊风格。从 《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 《向导》、《布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骂皆成诗，绝无无病呻吟的颓废，而充满激情与活力，针砭时弊。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
４
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许多老朋友都建议他写自传。狱外的托派朋友希望他能仿效托洛茨基写 《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抒发自己的政见。托派组织还答应帮助他找资料，后来伊罗生也表示愿意把他收集的资料提供给他。胡适则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不要叫我失望”。汪原放叔侄也非常关心陈独秀写自传，他们认为此时出版陈独秀自传一定好卖，探监时曾多次问陈独秀何时动手写自传。
陈独秀何尝不想写自传，人在无聊时极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写什么呢？写少年幼年的事记得的已极少，而且也无意义；记得的事，都是党事、政治事，不是与国际纷争的事，就是与蒋介石之间的过节，此时也不能写。由于政治原因使他的拼音文字草案未能出版，现在动手写自传，能不能出版，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各项开支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 （鹤年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患病居上海，每月从亚东领取３０元，１９３１ 年她去世后，儿子陈鹤年在上海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①除了建议把 《独秀文存》重印出来，拿版税还债外，他打算先着手写自传，卖稿给亚东图书馆。但是，当时因《独秀文存》不能登报出售，对陈独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此他的写作积极性顿时受挫。１９３２年１２ 月２２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 （指汪孟邹一一引者注）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 《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 《文存》不能登报出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８页。
后来，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又积极起来。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 （大约稿费每千字２０元，每月可付２００ 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他还向高要书，表示急欲得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兰西革命》等书，说明他真动手写自传了。不过他还是希望亚东出，３月１４日，在给高语罕的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 （汪孟邹当时在长沙 ——引者注）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接着他因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极坏，暂时取消了写自传的念头，尤其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不是他不会写文学传记，而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写文学作品的兴趣来。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他致函汪原放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谈到读书，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学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