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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此间要与达官贵人周旋，没时间看老朋友，他已经够忙了。”但他随后又说：“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与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汪原放见“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知道陈独秀留有余地，也就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两个月后，胡适果然如期来南京探视陈独秀。秉性耿直的陈独秀，这时火气已完全烟消云散了。这次陪同胡适一道来探视的，还有张慰慈与刘英士。胡适怪陈独秀没有专心学术研究，要当政党领袖，结果身陷囹圄。陈独秀也不相让，立即反唇相讥道：
“你跟着蒋介石做官，如果只作一些研究，也不会被人鄙视的。”
见陈、胡两人刚一见面就发生了争论，张慰慈、刘英士忙把话题岔开。陈独秀顺势换了话题，口气也缓和写了，说道：
“我准备写自传，已给汪原放去信。”“好啊，我是最希望你写传记的。”胡适听了高兴地说。
“我的东西怕不好出，叶楚怆处，你帮我说说话。”陈独秀说。叶楚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你放手写，不必先求早出版。如果此时为了求出版，委曲求全，反而写得不真实。如果不真实，不如不写。放手写，就是为后人留真相。”胡适劝说道。
“你说得对，我就先尽管写，不管出版的事。”陈独秀对此表示赞同。
两人谈笑自若，又和好如初。胡适回到北大后逢人便说：“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言下之意是，胡适深以为自己不如陈独秀，虽处苦中却能泰然处之，自得其乐。
探监人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
邓以蛰，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是同乡。邓家与陈家是世交，陈独秀青年时代与邓以蛰及其兄邓仲纯“交游甚密” １６岁东渡日本留学，与陈独秀同住在东京清寿馆，与陈独秀共住一室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习日语４年，邓仲纯则在日本学医。当时，陈独秀与苏曼殊、邓仲纯、邓以蛰等人“常相聚首”，友情甚笃。在此期间，陈独秀经常沉醉于拜伦与雪莱的全集，因为看多了，陈独秀就时而拜伦的浪漫主义，时而卢梭的自由主义，时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等。在邓以蛰眼里，陈独秀就是南宋的陈同甫再世，而陈独秀本人也最服膺陈同甫和叶水心。苏曼殊善书画，曾送给邓以蛰一幅荷锄图，图中燕绕春柳，落花无情，陈独秀欣然在画上题诗：“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树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平常陈独秀叫苏曼殊“疯和尚”，但题诗时，总是客气地称其为“曼上人”。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后，南京柳亚子先生回忆起在日本时，曾问及苏曼殊的三个朋友中谁算是最“贤”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曼殊朋友定谁贤。”柳亚子认为，曼殊最贤的朋友是陈独秀。
邓以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随即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与美学。回国后不久，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执教，主讲美学与美学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之一。他与朱光潜、宗白华三人并称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邓以蛰很敬重陈独秀的学识人品，说“独秀是个质胜文的人”。
１９３３年秋季的一天，赴欧洲考察归国的邓以蛰途经南京时，特意赶往老虎桥监狱，看望了近２０年未曾见面的陈独秀。邓以蛰并不了解陈独秀归国后的思想和他所热心的事业，但背地里，邓经常替陈独秀说话，他心里想的只是维护青年时代在日本就住在一起的老大哥。
这天，天空下着蒙蒙秋雨，街道两边的树叶在秋风的扫落下日渐稀少，路上的行人很少，即便有几个也是急匆匆地在往前赶路。
邓以蛰撑着一把伞，踏着路面深浅不一的积水，在南京的小巷道里绕来绕去。终于到了看守所门口，邓以蛰拿出专为探望陈独秀印的名片，狱卒一看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立即请他进去。在看守所狭窄的廊下，陈独秀见到２０年未曾见面的老友钝生 （邓以蛰２０岁后取名钝生，陈独秀很喜欢叫这个名字），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深切体会。邓以蛰比陈独秀小１２岁，这年４２岁。刚一见面，邓以蛰就急忙上前，紧紧握着陈独秀的手说：
“仲甫兄，你为何瘦得这样，报纸上说你的胃病厉害，到底现在怎样？好了些吗？”
“我没有胃病，是大小肠子的毛病，老是小肚子的左边痛。”陈独秀面色黑瘦，八字须挂在菜色的脸上，轻描淡写地说道。
“还有其他病吗？饮食如何？”邓以蛰又十分关切地问道。
“以前所疑的肺病呀！心脏病呀！概无根据；此地饮食还可以，自己要弄东西吃也很自由，只是我没有这种兴致就是了。”陈独秀说。
说话功夫，两人就一起走进了陈独秀的牢房里。邓以蛰四处看了看，颇像家乡安庆的小客栈。地板比门外廊檐下的砖面还低，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仿佛整个牢房都在颤动似的。破旧的洋式窗户安得很高，下面是黏手的黄色桌子，光线阴暗，投在桌子上的光线只有书那么宽。四方形的房子左边靠墙壁是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架床，床前是一张旧藤椅子。与床相对的一面墙，是满满的几架书，有线装本和洋装书，十分整齐。陈独秀请邓以蛰坐到自己平常坐的藤椅上，他则坐在书架前的一条窄凳子上。好友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即使多年未曾谋面，仍然感到非常亲切，一见如故。两人谈到了当前形势和中日问题，陈独秀还问邓以蛰：
“清华为何还不预备搬家？”
“清华还在建筑房子呢！”
陈独秀又想到了曾同在日本求学时还有他的二哥邓仲纯，忙问：
“仲纯在青岛一切还好吗？”
“他因为孩子伤得太多，最近一个男孩子又死去了，非常懊丧。”邓以蛰答道。
陈、邓两人在牢房斗室中一见如故，促膝谈心，彼此知根知底，因而少了很多顾忌和客套，谈得很融洽。他们之间的谈话，有的是无关紧要的一些琐事，只是要找些话说，彼此之间叙说分别后友情而已。陈独秀文才好，口才流利，邓以蛰在日本时就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陈独秀是性格外显、敢爱敢恨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高兴起来，骂爹骂娘，无拘无束，和他对坐一会儿，就容易受其情绪影响，也常让人忘乎所以，丢掉了许多顾忌，直觉得痛快。不知不觉间，两人就聊了两个钟头，直到看守来叫时，邓以蛰才依依不舍地向陈独秀告辞。出门时，陈独秀摇摆着身躯走路，让邓以蛰想到了家乡特有的架步，倍感亲切。
在回旅社的路上，邓以蛰不由得想起，自己喜爱字画，还是受陈独秀的影响呢！当年，陈独秀到过自己的怀宁山庄，将邓家收藏的字画逐一评价了一番。让当时还是门外汉的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自己也慢慢地喜欢字画了。邓以蛰是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五世孙，家中有不少墨宝珍玩。陈独秀特别喜欢邓家收藏的山水小画和浙江山水画等。
回到旅社后，邓以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挥笔写下了这次探望陈独秀的全部经过，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同年１１月５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落款时，他署名为“邓叔存”。
绘画艺术大师刘海粟，也曾到监狱里看望陈独秀。
刘海粟，江苏武进人， １９１２年在上海创办图画美术学院，在国内首次采用女模特儿写生，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甚至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上海教育局和军阀孙传芳曾一度下令禁止。刘海粟据理力争，指出“艺术尊严与市侩营利迥然不同”，“鄙人首倡模特儿写生光明正大”，而“现有许多人胸无点墨，坐井观天，俨然以卫道士自居，信口雌黄，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刘海粟因此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
刘海粟与陈独秀相识于“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在１９１７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后，又和美术家吕澂在“五四”前夕，揭起了“美术革命”的大旗，主张批判传统的中国文人画，提倡现实主义，学习西方美术，鼓励创造性和发展个性。在当时的美术界中，勇于实践这种“美术革命”思想的当首推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 ３人。尤其是刘海粟在人体模特儿问题上，与封建礼教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五四”的反叛精神。刘海粟对陈独秀“五四”运动中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感到十分敬佩，相见恨晚。陈独秀对刘在上海美院不顾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大胆指导学生画模特儿，搞画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１９２２年８月，陈在上海被捕后，不久便获释，人们只知道是孙中山、马林等人营救的结果，实际上当时是刘海粟起了关键性作用。刘找到了当时上海滩上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征五。李原系国民党的左派人物，同情共产党，思想开明，性格豪爽，重承诺。刘要他营救陈独秀，他当即一口答应，随后到法国巡捕房，保释了陈独秀。①这一段“刘海粟营救陈独秀”的历史，知道的人不多，刘过去也不愿多说。
①谷苇，《刘海栗谈陈独秀》，《团结报》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５日
“五四”运动以后，刘海粟曾多次赴日本、欧美等国考察美术，举办个人画展，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１９３３年底，刘海粟旅欧回来，听说陈独秀入狱后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南京探望。典狱长开始不认识他，刘海粟拿出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开的条子，典狱长见他是大画家刘海粟，慌忙客客气气地将他带进了陈独秀的房间。刘海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又听到他在法庭上英勇斗争的事迹，心情十分激动，赶忙快步上前，紧握着陈的手，大声说：
“你伟大……”
“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陈独秀也很兴奋，刘海粟尚未把话说完，就立即抢着说道。
说毕，两人哈哈大笑。陈独秀知道，刘海粟是无党派人士，比别人说话方便，于是他又大声抗议道：
“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
两人就这样虽在狱中却似旁若无人、谈笑风生起来。监狱看守和同在狱中的人见了，无不露出惊讶的神情。相互交谈中，陈的气概和风度，给刘海粟留下了深刻印象。临别时，刘从皮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独秀即席挥毫，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了一副珍贵的对联：“行无愧做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将这副珍贵的对联一直保存下来。他认为：“这副对联，倒是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当时坦荡的胸怀和昂扬的情绪。”与此同时，陈独秀还自撰过一副对联：“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