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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国，事理至为明显。被告又以其叛国宣传，尤为明晰”，并指斥其上诉是“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希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①
陈独秀接读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后，立即提出《再抗辩书》，陈述两点意见：（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改建民主共和，其为效法欧美政制，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毁坏民主共和之正反两例，阐明近世各国政制皆“择善而从”，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治，未可强为比拟”之谬说。（二）再次以政党、国家、政府“三者界义各别”为理，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与叛国罪”。②
《再抗辩书》于７月７日写成后，陈独秀把它寄给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国民党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迟迟不作答复，直至 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１日，才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原褫夺公权部分，徒刑期减为８年。陈独秀并未露出喜悦的笑容，他想“我对国民党无功，何以减去 年徒刑？”他在自己的牢房中来回踱着方步，百思不得其解。
① 《火花》，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② 《火花》，第２ 卷第１ 期，１９３３年 １２月５日出版。
第五章 东 方 孤 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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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闻名遐迩、声震寰宇的大名人，因此他在监狱的生活也显得与众不同。
判刑后，陈独秀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45号（现在东南大学边），呈正方形，占地面积 41925平方米，是直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部管辖的普通监狱。牛兰被判无期徒刑后，和夫人汪得利也曾被关押于此。
陈独秀一个人住一个单人牢房，其他人住的是普通牢房。据说为了收留陈独秀这个大人物，监狱申请了很大一笔款，特意把他的住房翻修一新。陈独秀入狱后，开始对政治犯管制很严，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独秀对此非常愤怒。有一次，他因要写信而遭到监狱看守拒绝，为此他对典狱长大发脾气，说：
“这是什么黑暗社会，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都不如。”
“这是政府制定的监狱法规。”典狱长连忙答道。
“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抗议。”陈独秀愤怒地说道。
“恶法胜于无法。”典狱长无话可说，只好敷衍地答道。
“恶法就要打倒！”陈坚定地说。
陈独秀为打倒监狱恶法而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当天陈独秀就拒绝进食，饿了一整天。典狱长怕出大乱子，自己担当不起，赶紧过来劝阻陈独秀：
“你要想开些，这是上面的规定，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典狱长几乎有点哀求地说道。
此时，陈独秀已饿得头昏眼花，但坚持不为所动，于是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不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整天，陈独秀又没有吃饭，脸变成了成了菜色，很难看，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第三天，陈独秀还是不肯吃东西。典狱长见此情况，慌了神，赶忙向上级汇报，得到许可后，不得不答应了陈独秀的要求，把“三不准”变成了“三允许”。陈独秀的绝食抗议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判刑后，国民党曾想劝降陈独秀，毕竟陈是前任共产党总书记，是所谓的共党“要犯”，如果能劝降成功，说不定利用陈的影响，还会对共产党造成致命的打击，将减少国民党在国内的主要威胁。基于此种打算，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不少要员纷纷前来狱中探望陈独秀。
一天，第一夫人宋美龄迈着优雅的步子，来到监狱探望陈独秀，她想利用自己特有的女人魅力劝降这个“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铁道部长顾孟余提着一兜礼品跟在她的后面，一帮监狱看守忙不迭地在前面引路。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新青年》在北京的编辑部中同人之一。
“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宋美龄一进门就连忙微笑着说道。
“谢谢蒋先生。”陈独秀有点不冷不热地回复道，他知道宋美龄此行的目的绝不会像她笑得那样轻松。
讲了几句闲话以后，陈独秀突然对顾孟余说：“你当大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知道陈独秀是指去年托人带信给他的一事，忙说：“哪里，确实是外出了，后来要求见你，正赶上不准见人，就没有勉强狱方了。”
“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宋美龄赶紧插话，她不想场面过于难堪。
“我不是当官的料。”陈独秀正色道。
说完后，他朝顾孟余望了望说：“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中带刺，坐不住了。顾孟余平白受了一顿挖苦，也不是滋味。于是两人立即起身告辞。出门后，顾孟余仍怒气未消地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还陆续来了不少人劝降陈独秀，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当时是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后来他回忆“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交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1919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朋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般态度。……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络绎不绝地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知道陈独秀来头不小，于是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就变得更加好起来了。为了满足陈独秀读书的要求，还特地搬来两个大书架放在陈的房间里，许多老朋友陆续给陈独秀送来了各种书籍，书架上堆满了诗、书、史、学，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陈独秀身体有病，患十二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根据陈独秀的要求，狱方还从上海请来著名中医黄钟先生到狱中，专门为陈治病。病号随时需要人照顾，狱方又安排了同狱只判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两人，轮流看护陈独秀。两人被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濮德治和陈独秀还是亲戚，陈独秀的母亲和濮德治的母亲是堂姐妹，陈母比濮母大20多岁，陈独秀比濮德治大 20岁。按辈分，他们是表兄弟，实际上濮德治一直把陈独秀当成长辈看待，三个人呆在一起，自然有很多话可说。后来，狱方还允许陈独秀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起了“特殊的优待”生活。
１９３３年夏天，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探监。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在上海音信全无，这次还是从柏文蔚那里才知道父亲公审的情况。他想到两个哥哥没有了，姐姐没有了，母亲和姨妈也相继于大前年和前年去世，这时在牢中见到惟一的亲人，他的泪水禁不住一下子流了出来。不料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批评儿子是“没出息”，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坚强起来，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要学娘娘腔，悲观失望。不久，刚满２０岁的小儿子陈鹤年也闻讯赶来狱中看望父亲。年冬，母亲高君曼去世后，他就在南京替 《民声报》收发电讯，认识了一班朋友，于是天真地提出要帮陈独秀越狱，结果被陈独秀骂了一顿，说他是“胡闹”。血气方刚的陈鹤年原以为自己是一番好心，结果却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转身愤愤地走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陈独秀一面。
２
自从陈独秀在狱中有了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后，几乎“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①除了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等同乡世交和国民党要员如宋美龄、顾孟余、徐恩曾等人外，很多学术界的同仁、老朋友也经常前往探视，据有资料可查者就达五六十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胡适。
①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 ２７５０ 号，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胡适，１８９１年生，安徽绩溪人， １９１０年１９岁时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陈独秀结识胡适是通过汪孟邹的介绍。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汪孟邹写信约胡适为该杂志写稿。 １９１６年２月，胡适将俄国作家库普林短篇小说 《决斗》的译文寄给了陈独秀，从此两人便有了书信来往。在陈独秀的催促和鼓励下，胡适于１９１７年１月在《新青年》杂志第２卷５号上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随后，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大加推崇，胡适从此而少年成名。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于是，陈独秀立即写信动员胡适回国，说：“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缺乏上选，足下来此即可担任。”胡适于当年夏天回国，成为北大的教授，年仅２６岁，并协助陈独秀编辑 《新青年》及 《每周评论》，宣传“民主”与“科学”，鼓吹“文学革命”。两人从此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两颗灿烂的巨星。１９１９年７月，胡适在 《每周评论》第３１期上发表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春，陈独秀回上海定居，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此后，尽管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事业各异，但友情却终生保持。陈独秀很爱惜胡适的才华，对胡适有如兄长之待小弟，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冲突。只是设法在文章中从侧面点破而已。胡适后来给陈独秀写信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①胡适一生极重友情。陈独秀每次被捕，他都出面尽力援救。这次陈独秀被捕，首先也是胡适通过汪孟邹告知，立即打电报给在南京的蔡元培，请他就近设法营救。陈独秀待审期间，胡适特意发表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说。高度赞扬陈独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绩和他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正是由于胡适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最后才使陈独秀幸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
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 （上），第356页。
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时经过南京，因时间紧迫，未去监狱看望陈独秀。陈获悉后，非常气愤，在给汪原放的信中，将胡适大骂一顿。汪原放回信替胡适辩护，叫陈独秀不要放在心上。胡适到北京后，听说陈独秀对他有意见，连忙写信给陈独秀作解释：“此次回国，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届时当来奉看。”陈独秀看后，余气未消，又于11月5日给汪原放写信说：“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要与达官贵人周旋，没时间看老朋友，他已经够忙了。”但他随后又说：“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