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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瞿秋白列举了自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共１７例，并且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本来，瞿秋白是把小册子提交给了大会主席团，但在陈独秀那里被扣住，不准散发给与会代表。瞿秋白迫不得已，只好将小册子提交给参加小组讨论的各位代表。
面对瞿秋白的尖锐指责和批评，陈独秀有点坐不住了，不停地吸烟。中共四届常委、宣传部长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叽里咕噜地重复着“见了鬼了”的口头语。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支持。代表们低头仔细阅读着小册子，脸上不时露出一阵阵会心的微笑。淋漓酣畅的文字，精辟深刻的分析，使得连日来与会代表们郁闷的心情暂时舒缓了些许。坐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身旁的恽代英一边翻小册子，一边笑着对她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的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他指的是瞿秋白在书中所提的“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领导的人怎样？”５个问题。
此时，仍在上海坚持地下革命斗争的周恩来，在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正隐蔽在上海。因此，他不能亲自来参加大会，但十分关注五大的召开。他特地委托上海区委的罗亦农带来了两点意见，一是中央要承认错误，二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看了这两点意见，陈独秀甚至有点不相信，这些意见竟来自平时看上去那样宽容的周恩来。
在湖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并卓有成效的毛泽东，也向大会提交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这是毛泽东和在广东、江西等地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方志敏在会前联合制定的。但陈独秀等人对此不屑一顾，没有将毛、彭、方等人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
５月４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出席了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辞。随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主要是传达此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但在报告中，罗易掺进了自１９２７年２月份到达中国后对中国革命的许多个人意见，其中有很多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５月９日，中共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张国焘、任弼时、陈延年、陈乔年等３１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郭亮等１４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３１人中，陈独秀一家就有３人，即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第二天，大会闭幕。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山４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周恩来、张太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
会后，陈独秀虽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压力。
还在当年的３月中旬，苏联驻华代表那桑诺夫、福金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去信中，仍乐观地相信陈独秀在中共党内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他们根本没料到，中国的形势会变化得如此之快，简直让人目不暇接。他们的预言仅在一个多月后，就遇到了挑战。
５月的武汉上空，乌云密布，阴霾笼罩。处在反革命势力包围中的武汉国民政府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１７日，驻守宜昌的独立１４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之际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２０公里的纸坊，被第４军的叶挺部队粉碎。２１日，驻长沙的第３５军３３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之间，搜捕共产党和工农群众３０００余人，杀１００余人。中共湖南省委决定２０日发动长沙附近１０万农民自卫队，围攻许克祥，由于组织协调不当，最终失败。此时的武汉政权，经济萧条，人心惶惶，到处是地主豪绅、资本家咒骂工农运动的喧嚣声音。
５月底，共产国际的两个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史称“五月指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５个师或１０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接到指示后，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在会上默默地听着罗易一字一句地念着电报，半天没说一句话。他陷入了沉思，这份仿佛天外来音的共产国际指示一旦拿出来在党内公布，必然将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于是，他理了理头绪，缓慢地说道：“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公布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
他停了停，继续说道：“国际主张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如果执行国际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经陈独秀这么一说，鲍罗廷、维金斯基转而一想，也觉得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形势，目前无法执行这个指示。罗易则认为，只要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于是，在给共产国际的回电中，他字斟句酌地写道：“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执行。”
６月１日，罗易邀请汪精卫到他寓所。寒暄之后，罗易问汪精卫是否看到过最近共产国际的电报。汪不知所云，于是连忙问是什么电报。罗易竹筒倒豆子般地将国际指示的内容全盘说给汪听。汪精卫听后，既惊又喜。他惊的是，共产国际竟然指示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组织军队，这不明明是威胁武汉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吗？喜的是，这样一份高度机密的共产党文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竟如此全不费功夫。
汪精卫不愧是政坛老手，表面上丝毫不动声色，临分手才对罗易说：“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
罗易犹豫了片刻，随后点头答应了。
翌日，天真的罗易亲自将电报的抄本送交给汪精卫。汪精卫大喜过望，连忙说：“谢谢，谢谢”，便把罗易打发走了。此后，汪精卫便以此为借口，大肆进行“分共”的准备活动。
进入６月份以后，武汉的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闷热的夏天就要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对立之势，也如同夏日的骄阳一样，日趋紧张。汪精卫进一步加快了“分共”的步伐，而陈独秀等人却一再错误地估计了日益严峻的形势，导致革命的大好局面顷刻间消失殆尽，再也无法逆转。
６月１０日，冯玉祥邀请汪精卫、孙科、徐谦、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于右任、鲍罗廷等人，在郑州的陇海花园召开会议，史称“郑州会议”。为了弄清会议情况，了解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张国焘也在会议前一天赶到了郑州。汪精卫在会上大发反共议论，指责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孙科、徐谦也大谈武汉的困难以及他们最不满意的几方面情况。
３３军军长何键，则攻击湖南农民运动“糟成一团”。汪、孙、何等人一唱一和，再加上冯玉祥的默认，郑州会议实际上成为汪精卫等人密谋分共的一次预备会议。
虽然张国焘对郑州会议上汪精卫等人的基本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并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但陈独秀仍然对汪精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对郑州会议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一次公开的讨蒋会议。这一次，陈独秀又错了。他要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付出沉重的代价。
６月１３日，汪精卫、唐生智回到武汉，准备分共。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已经根本无法逆转。
７月的江城武汉，天气更加的闷热难耐，革命形势也如同这闷热的天气一样密不透风，紧张得令人窒息。
４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的问题。陈独秀、李维汉、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张国焘、任弼时、毛泽东等５人出席了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此时的陈独秀胡子拉碴，脸色疲惫。作为中央总书记，他不得不首先发言。在谈到将来时，陈独秀提出了三种方法，一是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是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是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首先提出赞成第一种方法，并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当即打断了任的讲话，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争辩道：“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并用力将意见书撕碎，扔到了地上。
与会代表见此情状，目瞪口呆。陈独秀在党内一贯的家长制领导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蔡和森则主张上山。毛泽东也点头表示同意，认为如果不保存实力，将来一旦发生事变，我党就会束手就擒，无力反击，而上山则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见此情状，只好回答说：“同意上山。”①
１２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５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是陈独秀自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被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其实，共产国际的训令早在６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局面能够有所挽回，甚至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但奇迹没有出现。拖了半个月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并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此时，苏俄政府派出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前来武汉的途中。于是，鲍罗廷赶在离开中国之前，执行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太上党”……共产国际的训令，改组中共最高领导层。
当天，鲍罗廷约陈独秀等人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共产国际总要找一个人为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失误做替罪羊，不是我陈独秀，就是别的人，与其让别的人背黑锅，不如自己来背黑锅，我陈独秀素来敢作敢为。想到这里，陈独秀又觉得有些心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