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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去世以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围绕苏联建设与革命、世界革命及共产国际的使命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中国革命也成为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他们之间的争论，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不分场合地在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甚至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面对面地激烈争吵。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不仅影响到联共（布）党内的统一和苏联的普通民众团结，而且还波及到在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一部分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并逐渐形成一个派别。起初，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从苏联托派分子手中传阅托洛茨基的文件，以后渐渐卷入到联共（布）党内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争论中去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盛大集会。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区芳、梁干乔、陈亦谋、陆一渊、史唐等人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与苏联托派一起，在经过主席台前时，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帜，并高呼口号。苏联两派群众随即发生激烈的冲突事件。红场发生的事件，震惊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使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此而来的联共（布）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４天后，联共（布）中央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并要求托洛茨基等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遭到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季诺维也夫的拒绝。联共（布）中央立即将两人开除出党，并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苏联政府顺藤摸瓜，将参加过红场游行的外国留学生包括史唐、梁干乔等人，分别予以遣送回国。
史、梁等人回国后，将托洛茨基的一些文章带回国内，并开展宣传活动，同时他们也酝酿成立中国的托派组织。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留苏回国的原中山大学学生，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的托派小组织。会上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当时，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因此只能隐蔽在党团组织内部，开展活动。
１９２８年７月一９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前，被苏联政府流放在中亚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共产国际六大只翻译了该文件的第一、三两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并严格规定阅后一律收回，不得带回国内。当时，参加会议的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看到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随即，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苏学生中间，正式建立了托派小组织，并选出干事会，由安福任书记，王文元负责宣传，范金标负责组织。他们在留苏学生中开展秘密活动，并与苏联的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同年底，在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中，据说发展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加入了干事会。
为了进一步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的主张，１９２９年４月，全国总干事会决定仿效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的做法，也创办一个同名的油印刊物，作为其机关报。因此，全国总干事会也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成为国内最早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托派小组织。
第二个托派小组织就是陈独秀等人建立的“无产者”社，前已述及，此不赘述。
第三个托派小组织是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创立的“十月”社。
１９２９年８月中旬，刘仁静从苏联回国，隐居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一所房子里。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刘仁静与陈独秀等人走得很近。虽然他不同意陈的一些观点，甚至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是“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但与陈还是经常来往。刘仁静曾担任早期团中央负责人，而陈独秀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是上下级关系，因而自认为与陈渊源颇深。再加上与“我们的话”派也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曾试图促成两派的结合，由于“我们的话”派提出过高要求，难以为陈独秀接受，两派未能结合在一起。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以“列尔士”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中共作对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起初，中共中央不知道“列尔士”为何人，后经调查发现该篇文章为刘仁静所写，于是批评刘是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１２月２９日，中央致函刘仁静，要其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刘仁静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
与此同时，刘仁静先后与“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派闹出分裂。
还在１２月１０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刘仁静就对陈的一些观点提出疑义，甚至认为陈独秀“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因此，当他于１２月１５日参加托陈派成立大会，看到自己起草的大会纲领、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名，并声明该意见书比他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因此，刘仁静并未加入“无产者”社，他打算另立山头，只是开始没有明言而已。
刘仁静一面批评陈独秀，一面攻击“我们的话”派。他指责“我们的话”派之所以拒绝接受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他还批评“我们的话”派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派路线。
有鉴于此，刘仁静便与王文元一起，拉上刚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陆一渊、紫亮、董汝斌、廖麟、黎彩莲、周庆崇等人，于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发表《告同志书》，宣布“全国总干事会”已经死亡，提出要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社的错误。由于他们在同年３月３０日出版《十月》作为其机关报，因此该派又被称为“十月”社。
１９３０年夏，一些游离于“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和“十月”社三个中国托派小组织以外的人，主要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托派分子如赵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战斗”社，这就是中国第四个托派小组织。
至此，中国的四个托派小组织均粉墨登场，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击，相互倾轧，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遵奉托洛茨基为真理。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革命胜利，这四个托派小组织相继都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尘埃。
２
陈独秀一生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尤其是从１９２１年创建中国共产党到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重创，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无可奈何地花落去了。虽然他经过近两年时间才逐渐走出阴影，想重现往日雄风，无奈今非昔比，反而因组织党内反对派落得个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使得他试图在政治上重新崛起的梦想彻底破灭。多年的政治经验没有帮助他再现人生辉煌，却让他与时代的主旋律越走越远。或许他真的老了，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来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但是，陈独秀不服老。他仍有冲天的政治热情，他想再搏一回，绝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的舞台。５０岁的年龄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渐渐走向衰老的开始，然而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却是渐趋成熟的黄金时期。显然，陈独秀高估了个人的能力，低估了形势的急速发展变化。他满以为凭借自己以往在中国政坛上的赫赫声名，只要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殊不料应者寥寥无几。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陈独秀内心里极力责怪那些自命不凡的留苏归国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不听使唤。他想联合各派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壮大声势，以增强抗衡中共中央的力量，想不到那些人却蝇营狗苟，只顾自己的利害得失，完全不理会他的一片良苦用心，反而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才王伦的狭隘眼光来看待他，把他骂成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他极为鄙薄那些傲慢无礼的家伙，却又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每每想到这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十分懊恼。但是，他又必须以十二分的耐心，去说服那些纷纷割据一方、自立为王的人，托派组织四分五裂的状况是他极不情愿看到的。念及此处，他又不得不打起精神硬着头皮来做。
还在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听从彭述之等人的建议，着手成立党内反对派时，他就想到要与“我们的话”派实行联合，并委托刚回国且与该派有密切关系的刘仁静，居间联络和调解。陈独秀向刘仁静表示，愿意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策略，与“我们的话”派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刘当即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陈独秀、尹宽同“我们的话”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尹宽家中，进行了首次面对面谈判。陈独秀穿着一件考究的墨绿色哔叽长衫，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待人到齐后，便拿出几元钱，叫人从饭馆里买了几个菜，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很融洽。谈到联合问题时，陈独秀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提供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双方共同讨论问题；二是陈独秀派全体成员加入“我们的话”派。史、宋二人当即表示同意。但“我们的话”派负责人梁干乔一向以中国托派的正统自居，害怕陈独秀等人的加入，会危及到他的领导地位，因而反对陈独秀等人的加入，并攻击赞成加入的宋逢春是投降主义，将其开除。宋逢春后与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发起成立了“十月”社。
陈独秀对“我们的话”派迟迟不予答复感到气愤，尤其令他恼火的是，“我们的话”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提出了有辱自己尊严的三个条件一是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是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是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陈独秀愤而拒绝了“我们的话”派的苛刻条件，遂决定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立了“无产者”社。
１９３０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