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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陈独秀起草一篇分量重的文章，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
经过几天的精心构思后，陈独秀于１２月１０日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全文１２０００多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通篇充满了为自己辩解和批评他人之词。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错误。他回顾了党成立以后直到大革命失败的过程，指出：“我们应该很坦白很客观地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他自己的错误，只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觉得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他把自己该承担的大革命失败的部分责任，也一古脑推得干干净净。当然，大革命的失败，绝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都推卸给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而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驾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能力，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陈独秀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十分不满。他甚至认为，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其错误的一种手段，是杀鸡给猴看，向党员群众示威，是“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
他接着攻击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认为“现在的中央，忠实的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
除了极力为自己辩解和攻击中央以外，陈独秀还大加吹捧托洛茨基，称赞他是“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广为散发，迅速在党内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混乱和震荡。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日、德、俄等国文字，流传到了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如获至宝，立即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逐字逐句进行分析后，写出了一篇“审查报告”，提交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从这篇《告全党同志书》中，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陈独秀自去年８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共活动；第二，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第三，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第四，共产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后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面标明《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足见国民党及蒋介石对陈独秀的重视程度，他们迫切希望看到共产党堡垒能从内部攻破，但他们不久就失望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及彭述之、尹宽、汪泽楷、郑超麟等人，进一步加紧组织人马，成立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中国托派小组织。
事情还得从这年９月说起。
当时，陈独秀还在写信与中共中央争论。彭述之向陈独秀建议，学习梁干乔等人成立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的做法，组织党内的反对派。他们希望尽量多拉一些人，扩大势力，以便与中央抗衡，不至于被开除。
起初，陈独秀并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只准备采取加入原有的“我们的话”派或是两派合并的方式，以壮大声势。但是，“我们的话”派总干事会认为，陈独秀等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因而加以拒绝。此时刘仁静刚从苏联绕道土耳其回国，曾试图撮合两派的结合，但终因“我们的话”派提出的要求过高，难以被陈独秀等人接受而未成功。
９月下旬的一天，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齐聚老耙子路陈独秀寓所，凑集可以被拉拢的人，一下子就凑了几十个人。拟定的名单中，包括了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何资深、刘伯庄、马玉夫、罗世凡、蔡振德、吴季严等。
陈独秀担心名单一旦公布，中共中央一定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于是叮嘱彭述之等人暂时不要公开，看看中央那边的动静再说，因此这件事情一搁就是两个月。
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和陈独秀相继被开除党籍后，他们自认为不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于是毫无顾忌地开展成立中国托派小组织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洛茨基主义中国派的开始。从此以后，不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相继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一被清理出来。就在陈、彭等５人被开除后，中共中央又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凡以及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８人的党籍，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
１２月７日，中共中央在《红旗》报第６０期，发表了《中央通知第六十号——怎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策略》。通知中的第七部分是“坚决反对取消派”，首次将陈独秀等人定位为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取消派。通知指出，“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已经到群众中去散播一切欺骗的宣传，而且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来破坏党的组织，……如果发现了固执取消主义的路线和破坏党的行动的同志，必须毫不犹豫的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党”。这是对同情和支持陈独秀观点的党内其他人员发出的警告。
三天后，陈独秀就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摆开架势与中共对立。
１５日，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以后，陈独秀约集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上海昆明路彭述之的家里开会，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参加会议的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一屋子，来的都是跟陈独秀走得较近的一些人。陈独秀主持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刘仁静起草、陈独秀修改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第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第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第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这份《意见书》，是刘仁静根据托洛茨基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写出来的，通篇充满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与中国托派分子思想的大杂烩。
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后改为罗世凡）任常委，秘书长吴季严。老资格的郑超麟因为曾担任过中共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编辑，所以未能入选常委，他为此而愤愤不平。会议还决定出版内部刊物——《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改名为《无产者》月刊）。
会上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为了显示反对派力量的强大，陈独秀提出要多拉一些人在《意见书》上签名，但又一时找不到那么多的人，怎么办呢？郑超麟脑瓜子转得快，对尹宽说“除了陈独秀不能排在第一位外，其他人都可以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尹宽表示同意，但考虑到自己的姓名笔画少，他希望多拉几个王姓的人排在前面。陈独秀也觉得郑超麟的主意好。于是几个人挖空心思地思来想去，一共凑集了８１个人。排在第一位的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排名第４７位。这份名单包括了彭述之及夫人陈碧兰、郑超麟及夫人刘静贞、尹宽、刘伯庄、李季、吴季严、何资深、杜琳、薛农山、谢庄、陆沉、刘毅、张以森、庄季贞、彭桂秋、段浩、朱崇文、王永庆等人。但刘仁静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因此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拒之于门外。
这些人中，曾留学德国、后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李季，曾写了《马克思传》。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就在８１人中列入他的真名实姓极为不满，表示要退出。
１９３０年３月，陈独秀等人决定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发现这份８１人签名的《意见书》后，按图索骥，将真名实姓的人逐一找了出来。为了不扩大打击面，于是在４月１６日出版的《红旗》报上发出通告，要求上述签名者“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地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结果，没有人理睬，于是中共中央相继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在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似乎又想重新燃起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热情，发挥老骥伏枥的精神，再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此一时彼一时，即便陈独秀纵有旷世之才，也无法再干出当年的那份伟业。
陈独秀想起自己过去就是从宣传革命真理、唤起革命群众，才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又开始投入大量精力，来从事托洛茨基理论的宣传。在他的领导下，彭述之、尹宽、郑超麟、吴季严等一批人加紧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 《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并油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反对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杂志创刊，由陈独秀担任主编，作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在讨论刊名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决定模仿使用列宁于１９０５年在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无产者》的名称。从此以后，陈独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被简称为“无产者”社。
第三章 家长式的作风永远改不了
１
刚到了知天命年龄，陈独秀便感觉到精力有些不济了，以往自己做事情时总有使不完的劲，但现在稍微坐久了写点东西就觉得有些疲乏。但此时，最令他焦急的是国内各立山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托派小组织。
原来，各派小组织都有自己的渊源和来历。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最初是苏联托洛茨基派的一部分，后逐渐成立了自己独立的秘密组织，其政治纲领都来自托洛茨基的理论。
列宁去世以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围绕苏联建设与革命、世界革命及共产国际的使命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中国革命也成为他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