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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称恩格斯是一本“百科全书”。但恩格斯却丝毫没有关在书房里的学者气，他是一位好动的勇敢的“骑手”。生活上却像一位老处女那样有条理。他把什么东西都抄录整理保存下来。工作起来，反应敏捷，速度惊人而有条不紊，在他那宽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柜，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之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一个学者的工作室倒像一个客厅。
恩格斯是一个较好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马克思的组织才能不能不为恩格斯所佩服、倾慕。在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时总让恩格斯代替他的领导职务，虽然恩格斯在编辑部才气横溢，可恩格斯还是不像马克思那样享有很高的威信。有一次马克思从维也纳回来，恰好碰上编辑部内部闹纠纷，恩格斯感到很棘手，当时，关系非常紧张，似乎只有决斗才能解决问题了。马克思的到来，什么问题都很快就和解了，恩格斯称他生来就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人，就连在他非专长的事情上也能博得大家的完全信赖。沃尔弗在曼彻斯特病危的时候，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恩格斯和其他沃尔弗的朋友们都绝不相信这个冷酷的判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马上打电报请马克思来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
这两位极好的朋友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尽管一时争执的脸红耳赤，过后谁都不留在心中。一次他们为阿尔比教派的问题争论了好几天。当时马克思正在研究中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财政学家的作用。为了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在下一次见面以前都各自要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任何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马克思称赞恩格斯博学，思想灵敏，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分析和综合能力深表赞叹。
看起来，恩格斯外表显得“骑士”般轻浮，其实他是非常持重的人。就连整天同他打交道的商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善识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人物而已。恩格斯却不轻易在不投机人的面前表露自己的学识的，马克思称他是一个欧洲最有教养的人。
恩格斯本人治学的态度非常严谨，但他却屡次为马克思那种审慎的学习态度而烦恼，因为马克思无论说一句什么话，提出一个什么问题，不再三用不同的方法证明是不轻易提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对爱好、性格、长相各不相同而志同道合的朋友，留下了人类友谊的绝话。
希腊神话中有关于达蒙和芬蒂阿斯珍贵友谊的传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关于鲍叔牙义荐管仲和钟子期与伯牙知音的佳话。然而，人们千百年来口头上和笔墨下传颂的这些动人的友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友谊面前，都不过是幽幽光火于灿灿阳光，全都显得那么黯谈！
为了让马克思在反动年代里能比较顺利地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从事革命活动，恩格斯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850年11月他回到曼彻斯特父亲的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从那时起，20年仿佛过着两重不同的生活。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他是商人，职务主要是用几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他在市中心区设有一处专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才能登门。恩格斯的夫人是爱尔兰人，她是一位同燕妮一样热情的爱国者，当时在曼彻斯特住着许多爱尔兰人，她始终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联系；她对恩格斯的一切革命秘密活动非常熟悉，不少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把恩格斯家当作避难所，有一个被押赴刑场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就是由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只有到了傍晚，恩格斯才摆脱商业，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成为自由人。20年里的两重人两重生活，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为此可以在经济上给马克思一家尽可能的援助。
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若干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候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更加安稳地工作。
不久，恩格斯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舞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同亲友们一起过节一样地庆祝，自己最后摆脱了这种可恶的生活。因为恩格斯终于与公司达成了协议，让他拿走一笔款子，足以保障他自己和马克思全家今后起码的生活开支。
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静地忍受他最讨厌的生意经达20年之久，这“不仅是为了帮助朋友，而且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他在信中无不让恩格斯反觉自己惭愧，有时激动得流出泪来。
恩格斯坚持白天在营业所里安分多受些苦役，为马克思一家多挣些钱来，晚上又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马克思。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熟练地写文章，他给《纽约每日论坛》写的德文通讯稿全部由恩格斯译成英文。为了赶上邮船班子，及时把稿件寄到美国，恩格斯常常连夜把马克思的文稿翻译过来，有时还要对文章进行修改，最后亲手在深夜里把它送交邮局寄出。恩格斯1852年10月14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你经南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后来马克思虽然已经能够用英文流畅地写出通讯，但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研究政治学，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干脆代替马克思给《论坛报》写了大量文字，他根本不顾自己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全心全意为马克思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梦魔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长期两地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是息息相通的。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1300多封。信中探讨哲学、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思就付印，马克思在各个领域的研究科目上总要听恩格斯的意见才最后作出结论。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他始终谦逊地自称是“第二把提琴手”，“我高兴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他们的风貌、气质和个性虽各具一格，可思想、感情和志向完全融为一体。在政治风浪中并肩战斗，在科学炼炉里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励。马克思在不幸的时刻，把恩格斯的友谊看成是人生最大的慰藉。在他痛失爱子之后写信给恩格斯：“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恩格斯在他的夫人去世时也只有马克思能为他分忧，马克思写信给他说：“回答吧，老伙计，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疙瘩，那就像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说出来；你要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这样真心地关切你的忧乐，除了你的摩尔。”这种肝胆相照、亲密无间，恩格斯帮助了马克思在反动年代里顶住了恶流，沿着崎岖的陡坡登上科学的顶峰。
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终于迁到了伦敦的瑞琴特公园路的寓所，从这里到马克思住的梅特公园路只要步行10分钟就够了。每天下午一时左右，他就到马克思家里来，如果天气晴朗，马克思的兴致又很好的话，他们就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们便在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线走来走去，接连谈上一两个小时。
由于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在迁居伦敦后，马上就被选进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他首先当比利时的通讯书记，不久又当了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
恩格斯逃出了他办事处那“埃及式的囚禁”以后，正如他写给母亲信中所说的那样，感到“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10岁”。
第28章 晚年·最后的岁月（2）
他们的友谊都日渐影响了全家大小。马克思的女儿也就成了恩格斯的孩子了，燕妮三姐妹都把“将军”当作了第二父亲。连琳蘅这位马克思的朋友和管家在马克思逝世后也把对马克思一家的友爱转移到了恩格斯家。
1894年，恩格斯将自己的遗产的遗嘱告诉劳拉和杜西，他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三份，劳拉和杜西各得一份，第三份留给已不在世的小燕妮的孩子们——“……你们可以按照你们对孩子的道义感和爱去安排使用。”
连日来，马克思心里非常高兴。恩格斯搬来伦敦前不久，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正式通过发表。
宣言揭穿了普鲁士政府的侵略意图，揭露它为吞并别国领土辩护的虚伪借口；明确地规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任务：反对政府吞并法国领土的企图，争取同法国光荣和约，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指出法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任务，不是马上推翻临时政府，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保卫共和国；法国工人阶级要吸取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
1870年10月31月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工人两次举行起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终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口号惊醒了。
巴黎城到处敲打警钟，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工人向政府推进，政府军队逮捕了他们的将军，并且与工人们联合起来。
政府大厦被占领了，红旗——自由的旗帜——立即在市政厅的上空飘扬。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
消息传到伦敦，群情振奋，国际总委会的委员人人都十分高兴，举杯相庆。
马克思焦急地注视着巴黎城内的事件。
但是公社领导得意忘形，最终没有认真考虑马克思的忠告。他们只局限在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