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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威廉·辛普森指挥的美国第9军距柏林只有55英里,渴望着向前突进,夺取这次战争的最大战利品——第三帝国的首都。一群群德国士兵乱糟糟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投降,看来,攻克柏林易如反掌,但他接到命令:“守在易北河岸,不要去柏林。”
后来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准美军夺取柏林?答案众说纷纭。英国人对此更是难以理解。多年之后,马歇尔说道:“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该攻占柏林,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和苏联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在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都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美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因此,我们对这一点很注意,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注意。丘吉尔先生的态度相当明确,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主张更可取。”
丘吉尔并非美国政治家,如果去征求他的意见或赞同他的观点,就意味着越过自己的上司行事。身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自己不能这样干。在当时情况下,马歇尔只能让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相机行事,并提醒他关于欧洲战事的指示依然如故:打败德军,赢得战争,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
这种考虑自然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然而,马歇尔很快就必须学会不能单纯用军人方式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刻来得比他预料的快。
12。 新的方向
马歇尔很清楚,到1945年底自己就年满65周岁了。在战争后期,他非常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他起居有度,很少加班加点,经常锻炼身体。正如麦卡锡说的,“吃的饭少得像猫食,每餐只喝一杯汤,外加三颗葡萄。”
此时期,马歇尔体力尚好,心力却极度疲劳。战争几乎绞尽了他的脑汁。自1941年以来,他每天都要为一系列难题拍板定案,而他深知这些重大决策关系着士兵生命和国家的命运。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他肩负的责任加重了,其中的烦恼和担忧自然更是有增无减。身为参谋长,他从来不敢稍有懈怠,不敢面露踌躇犹豫之色。无论是总统、国会议员、盟国以至全国军民,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念:任凭天下大乱,马歇尔自有成竹在胸,随时可以作出决定,发布命令。在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都把他视为中流砥柱,相信只要跟着他,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1945年春天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说:
记得您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共进晚餐。当时我就认为,您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您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您表示祝贺,祝贺贵国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贵国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深信,这一渴望已久的胜利的到来,完全应当归功于您。千言万语,难以尽陈,只想最后说一句,我得以与君为友,实属三生有幸。
此时,欧洲战争已大获全胜。希特勒死了,纳粹军队已经投降。马歇尔现在一心想卸下参谋长的重担。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同苏联人和英国人解决未来战争问题)期间,有个勤务兵给他捎来一篮子西红柿、莴苣、胡萝卜、豌豆和卷心菜,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多多纳庄园家里的小菜园,是凯瑟琳给丈夫的明显暗示:现在该是他解甲归田的时候了。
但是,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盟国间的新老问题尚待解决。比如,同“自由法国”之间刚刚爆发了一场整个战争期间最激烈的争吵,杜鲁门总统感到苦恼,恳请马歇尔代他调停。可这一次总统却用错了人,因为马歇尔也是情绪不佳。
战争期间,参谋长已经烦透了戴高乐将军,这种厌烦态度,并未因其当上法国临时总统而有丝毫改变。在欧洲战争最后阶段,“自由法国”部队按照戴高乐的命令,占领了德国城市斯图加特,不理睬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把该城作为盟军基地的紧急请求,拒不撤出。艾森豪威尔忍气吞声,只好让他们留驻该市,而马歇尔却很不赞成这个决定。
而今,法国人又干出了马歇尔认为更不可原谅的事。“自由法国”部队开进了意大利的库内奥省,声称该地是阿尔卑斯省的合法组成部分,是属于法国的,假如有人想把他们赶走,将侵犯及危害他们的“尊严和安全”,并以强硬无礼的措辞致电美军指挥官,警告他们不要进行干涉。
马歇尔看了两份电报的副本勃然大怒。当时,杜鲁门总统正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马歇尔通过保密电话向总统汇报了情况的要点,并建议给戴高乐一个干脆利落而待之以礼的教训。官方的抗议已发往法国临时政府,但还需总统以国家元首的分量施加压力。
“将军,您代我写吧,”总统说,“口气要多强硬,全由您定。您怎么写都行,我签字就是。”
1945年6月6日,一封注明“不得打印,不得分发”的电报发到美国驻巴黎使馆,由杰斐逊·卡弗里大使把电报亲自交给戴高乐将军本人。电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电文如下:
亲爱的将军:
您肯定已看到我国政府今天递交贵国外交部的信件了。我想直接提请您注意,我对法国第1军在意大利西北部库内奥省所采取的行动深感关切和忧虑。在西线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国第1军无视命令,拒不服从以意大利战区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元帅为首的盟军军事政府就占领和调配作出的安排。不肯撤出该省,而且最近又发生了以下事件……
信中摘录了法国将军发给美军指挥官的两封电报的部分内容,然后写道:这毫不隐讳地表示法国政府意欲对抗盟军最高司令的命令,让部队继续留驻意大利境内,从而直接违背了避免以军事手段谋求政治目的的原则。我是信奉这一原则的。我相信,您也会同意,它代表了所有同盟国政府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的最良好意愿。
上述两封电报中还包含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威胁:法国士兵将手持美国武器,同刚刚为解放法国而付出巨大努力与牺牲的美国和同盟军队作战。
实际上,这一行动竟是在旨在解放法国而开始诺曼底登陆战役一周年之际采取的。美国人民对法国人民怀有最美好的感情,但我敢断言,假如他们得知您手下的军官们(想来是得到您亲自批准)威胁要采取某种性质的行动,定会极感震惊。在我把此种事态告知美国人民之前,恳请您三思,将贵军撤出那一地区。我恭候贵国政府作出有理有节、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样做将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法国的威信,同时还能使法国人民直接获益。
法国政府针对美军的这种明显威胁一不除,我将别无选择,只能遗憾地下令停止向法国军队提供军事装备和枪支弹药。但口粮给养仍将继续供应。
杜鲁门
戴高乐花了48小时才拿定主意,显然还由于美国卡了油料供应,使法军寸步难行。他指示外交部长波杜尔通知美方,法军将立即撤回法国,条件是美方得给他们汽油。
此外,情报机构透露,日本曾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请求苏联政府(当时仍同日本处于和平状态)充当中间人,促成日本和同盟国的谈判。和谈建议是裕仁天皇提出来的,他确信日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因此,想罢战求和了。苏联人不急于看到日本投降,因此,在没有把此事通告美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使美国人感到不安,一些美国代表团成员认为,即使日本天皇的建议不可能付诸实施,但苏联人至少应当把此事通报美国方面。
战后,有人认为盟国为苏联短暂的对日作战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雅尔塔会议召开时以及其后,几乎没有人相信原子弹会炸响。只是协议签订了几个月之后,史汀生和马歇尔才收到一份密电,原子弹在阿拉莫戈多试验成功了。俩人都非常清楚这一消息的含义。他们意识到过去劝说国会为此项计划增拨款项,现在看来没有白费。这样一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就不再是必需的了,尽管盟国已为此付出未免太大的代价,但俩人都没有表示后悔。
当天,马歇尔和史汀生就商议原子弹应投在什么地方。他们对日本城市一览表作了一番研究。
“(史汀生)反对把原子弹投在京都,”“哈维·邦迪说,“因为那里有许多寺庙和古迹。最后,他们选中了广岛,并去请示总统加以认可。史汀生和马歇尔说服了总统。虽然他们不能肯定这次冒险的结果如何,但却希望原子弹将结束对日战争。”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
若干年后,马歇尔透露说,原子弹爆炸后的48小时里,他和史汀生都以为这次冒险失败了,因此,不得不加紧完善在日本登陆作战计划,其中包括投放更多的原子弹。“当时估计在短时期内可以造出另外9颗原子弹,”马歇尔回忆说,“其中大部分能在日本南端登陆时交付使用。我记得,计划投入3个军团。部队并不知道将要使用原子弹,但我还是仔细研究了核试验爆炸后的检验结果,因为我们打算先投放一两颗原子弹,然后部队再登陆。留下一颗或几颗原子弹,以防日军增援。当时我们断定,实际战斗的伤亡人数要比原子弹可能造成的伤亡大得多,所以每个登陆军团要配三颗原子弹。先投放一颗或两颗,很可能是一颗,然后登陆,随后再向最近的日军支援部队投放一颗,此后如果有日军从内海方向越过山地增援,就用第三颗打他们。我们大致就是这样设想的。”
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似乎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日本人继续战斗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们没有作出告饶的表示。
“就我记忆所及,”马歇尔日后说道,“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广岛会摧毁得这样彻底,所以,东京不可能马上得到有关实际情况的报告。广岛整个毁了,我估计通讯至少中断了一天,也许更久些。”
只要有可能,马歇尔还是要尽量避免下达登陆命令。为了让日本人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同意投放第二颗原子弹。当时,美国只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而且由于两颗原子弹不尽相同,美国人甚至不知道第二颗能否炸响。马歇尔希望日本人没有猜到这一点。“直到第二颗原子弹摧毁了长崎,日本人才真正弄明白了第一颗爆炸的结果,”马歇尔说道,“他们显然害怕了,准备采取行动……日本人当时不知道我们再没有现成的原子弹了,还以为东京是下一个摧毁目标。他们胆战心惊,于是立即采取了行动。我们不可能用其他方法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方法使(我方的)生命财产免于遭受可怕的损失。”
1945年8月10日,长崎遭到第二颗原子弹攻击24小时后,日本请求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正式全部结束。
战后,在谈到使用原子弹问题时,马歇尔说道:“我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必须保全美国人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