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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越来越信任和依靠马歇尔，到了大战后期，甚至到了不可或离的程度。
美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组织体系，国会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陆军参谋长免不了要经常与国会打交道。1941年，史汀生部长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扩军计划建议，要求国会批准延长《选征兵役法》规定的时限，这个法案最初通过时是以一年为限的。陆军部长同国会的领袖们讨论此事时，议员们几乎一致反对延长这个法案。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决定亲自出马，他必须凭自己的本领说服国会山的议员们，结果，他成功了，这是陆军部在与国会的正式较量中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后不久，马歇尔在要求国会批准征兵年龄18岁这一提案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张便条给马歇尔：
亲爱的乔治·马歇尔将军：
您又胜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
马歇尔与国会还有其他几次交锋，其中一次发生在1941年秋。当时，马歇尔正采取步骤清除陆军中不合格的军官。他在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向史汀生简要汇报了他的行动。史汀生的反应是“我估计会遇到麻烦。”果然，麻烦不久就出现了。史汀生说：“我们的会议刚结束，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因为有两个得克萨斯州的国民警卫队将军已奉命退休并退出现役。”马歇尔辞退的这两位将军，一个是因年龄大，另一个是因为不称职。他拒绝考虑恢复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现役，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采取行动的，决定不容变更。正是这种力量、勇气和诚实，使他逐步赢得了国会议员们的信任。
在战争期间，马歇尔与国会的良好关系只有一次受到了威胁。在美国海军的催促下，罗斯福总统正考虑提升马歇尔为陆军元帅，金为海军元帅。1943年2月16日，海军部长诺克斯对史汀生谈起这一建议，那是史汀生第一次听说此事。史汀生说：“我回到陆军部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马歇尔，因为，总统可能会让我去国会与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商谈。马歇尔拼命反对任何这样的提升。”
史汀生继续说道：“他说这件事实际上是海军部的一些将军们发起的，他们硬要金、诺克斯和总统这样做。”他在评论马歇尔在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时说：“马歇尔的无私行为，真了不起。”
由于马歇尔的坚决反对，史汀生同一天给总统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我曾与马歇尔谈过此事，他认为，就他自己来说，此次提升有害无益；特别是关系到他与国会的关系以及美国人民的反应。他对这个问题反应很强烈，我倾向于同意他的意见。”数天后，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决定作罢。但是，这件事后来又被重新提起，最后，总统和国会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决定授予他五星上将军衔。
1943年秋，华盛顿盛传马歇尔将军将离开华盛顿出任盟军最高统帅，指挥欧洲登陆战役。9月15日，史汀生部长家里来了三位参议员，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的高层人士，在委员会里侧重于陆军的工作。他们对马歇尔将军可能调离陆军参谋长的职位，而去担任战场指挥一事，极为担忧。史汀生部长写道：“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多么地信赖他，不仅是他们个人信赖他，而且每当国会对某个议案有争执时，如果他们能够说那个有争议的议案已经征得马歇尔的同意，议案即可获得通过。”
在美国，社会舆论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舆论的脉搏部分地可由报刊测验出来；一个普通公民不能直接提出问题，记者有时却能。日本入侵菲律宾后，那里的局势对美国十分不利。有些人暗中已开始对马歇尔将军产生了怀疑。1942年，一位陆军公共关系部的军官写道：“我有一个朋友，是中西部一家大型报纸的华盛顿局局长。一天晚上，他来我家对我说，对马歇尔将军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的情绪正在蔓延。”记者们要求马歇尔将军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当时陆军部规定，记者招待会全部由史汀生部长主持。
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建议提出数天后，史汀生部长要离开华盛顿去视察巴拿马运河区及其防务情况。史汀生和其他人劝说马歇尔来主持这次预定的记者招待会。马歇尔将军进来了，他对记者们说，他知道他们对战争指导方面有很多问题要问，请他们在会议之初逐个把全部问题都提出来，然后他将统一回答。众多的记者代表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起立提出问题，马歇尔专心地听着。记者们问完之后，他开始讲话了，他告诉他们说，他准备坦率地、尽可能多地告诉他们一些东西，以便他们把消息带回去登报。一位观察者说，他讲了30多分钟，对那时发生过的每件事情都作了说明，他谈到了援助巴坦（菲律宾北部一群岛）美军的各种努力，如购买船只，为进行这项工作的船员家庭事先准备保险基金等等。他在保密限度许可之内，尽量说出实际遭受灾难的程度，由于这些灾难，他们很早以前制定的应急计划未能实现。
马歇尔将军主持的记者招待会进行得很成功，他那诚实坦率的陈述获得了新闻界的信任，完全赢得了怀疑论者对他的支持。此后，对他的能力散布不满情绪的评论也完全停止了。陆军公共关系部的一位军官说，马歇尔将军“显示出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吸引力。”从那以后的整个战争期间，马歇尔每月举行一至二次记者招待会。他习惯于先请记者们提出问题，然后按顺序一一答复。他直接答复那些提出问题的记者，他具有记住许多情况和人名的非凡的记忆力；他不仅很坦率，而且信任他人。他指出哪些东西是保密的，相信记者们不会辜负他对他们的信任。
另一个方面，马歇尔将军的影响使美国陆军采取了一种与英国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英国人强烈反对公布作战有功部队的番号及指挥官的姓名。马歇尔将军则认为，对美国战斗部队的宣传，应根据战功的大小，将指挥官、部队、每个士兵区分开来。英国只宣传几个高级将领。马歇尔还认为，对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部队，应予以迅速表彰。他指示说，嘉奖令可立即办好，向新闻界公布；文书工作可随后办理。因先填写各种报表而造成的时间延误，将会使奖励的价值减到最低限度。
9。 与部下的关系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他1943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马歇尔独具的领导特色是，无论驻扎在什么地方的美国军官，甚至那些在前线赢得了盛誉的军官，都像忠于自己的领袖一样忠于他，仿佛他们在五角大楼里一样。”这部分原因是这些高级军官几乎都是马歇尔亲自选拔的，他们渴望在履行职责时，不辜负他的期望。主要原因，则是马歇尔将军具有高尚的行为品格。
整个战争期间，马歇尔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家属。威利斯·克里顿伯格中将是1944年驻意大利第5集团军群的一个军长，他回忆说马歇尔将军视察欧洲战区时，曾去看望他。参谋长回到美国后，亲自打电话给在圣安东尼奥的克里顿伯格夫人，对她说：“克里顿伯格夫人，我是马歇尔将军。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我在意大利见到了你丈夫，他身体健康，生活得很愉快。”他给他见过的每个高级军官的妻子、母亲或其他至亲打电话或写信，为她们传递口信，介绍他们的情况，甚至对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是如此。
这种做法深得人心。马歇尔的档案卷宗里塞满了军官妻子、儿女、父亲寄来的感谢信。除此之外，马歇尔同几位老同事的妻子还经常通信，如马克·克拉克、沃尔特·比德尔、乔治·巴顿等人的妻子，还有艾森豪威尔的妻子玛咪。他为这些夫妻捎信带话，使他们在别离之中得到一些安慰。马歇尔从不揭将军们私生活的短，对他们的妻子更是守口如瓶，但这些将军夫人不知听信了哪里的传闻，都认为马歇尔不单单把她们的丈夫看作军人，而且还像父兄一般对他们严加管束，不准他们在无仗可打时干越轨的事。
马歇尔每次外出巡视，穿梭于欧、亚、非、中东之间，他总是让麦卡锡走访中、下级军官，同他们一一交谈并作记录，自己则去探望高级军官。
1943年，马歇尔将军去了一趟北非，他在阿尔及尔出人意外地去看望了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少将。特拉斯科特曾在安齐奥指挥过一个军。俩人谈了很久，马歇尔将军问他是否知道艾森豪威尔曾要求调他参加进攻欧洲的战役。特拉斯科特回答说，他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要求。这意味着特拉斯科特将要指挥一个集团军，但他离不开意大利的战斗。特拉斯科特说：“我认为我应该知道艾森豪威尔要调我，并且应明白我在安齐奥指挥的战斗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欣赏。”特拉斯科特将军素有“军人中之军人”之称，尽管他有着铁石心肠，但还是记下了他对马歇尔的崇敬心情：“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是马歇尔将军主动告诉我这些的，这是他关怀体贴部下的许多事情之一，这些事情使他在处理与部下的关系方面总是十分出色。”
得到马歇尔将军关怀的并不总是高级军官，他也总是把士115兵和下级军官们挂在心上。为了维护和提高美军士气，参谋长派了一些特使不断在世界各地巡回走动，遍访陆军和航空兵的兵营。他们的惟一任务就是倾听军人们的抱怨，并提出消除不满情绪的建议。根据特使的报告，参谋长对陆军随军商店进行了彻底整顿，规定在前线建立起类似的商店之前，基地随军商店一律不许营业。刚从前线下来的士兵，能在战地喝上一瓶可口可乐，抽上一盒“幸运”牌香烟并吃上“赫尔希”牌巧克力，虽然这不能减少战场上的危险，但士兵们的确感到好受一些。
参谋长本人每到一个营地，都拒绝当地司令官陪同，只带一个司机到处走，留心倾听士兵们发牢骚。正是这样，他才得以了解到东南亚某航空站士气极其低落的真实原因。航空站长报告说，飞行员们由于频繁起飞迎战日本战机，每天下来精神都疲惫到了极点，所以越来越暴躁易怒，他们需要休整。
马歇尔却发现，需要休整的不是飞行员，而是负责维修飞机的陆军航空兵士兵。航空站的维修棚里闷热潮湿，空气污浊，蚊子成群。大部分士兵都染上了疟疾，全靠大剂量阿的平支撑着，结果头昏眼花，再加上发烧引起身体极度虚弱，以致在维修飞机时都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隐蔽物和灯光使工棚里臭热难当，成群结队的蚊子向他们大汗淋漓的身体发动进攻。
马歇尔回到陆军部，立即下令向航空站紧急运送掩蔽网和修理间降温用的新风扇，并规定了维修士兵执行轮流休整制度。飞行员们没有得到休整的机会，但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姑娘，而这正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不管怎样，一旦他们知道了维修工作恢复了正常，飞机靠得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