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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烂漫不是指贞操，而是对事业无私清白的奉献。他给她写一首自由体长诗，他在诗中提到去“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此时他尚在狱中，尽管同学们都谈论着要出国，他怎么能料到不久之后他也将前往法国？恩来对于这首相当平淡的诗似乎十分欣赏。”我从下午四点钟做起，做到六点半钟，……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周恩来在狱中还记了不少日记，后来在赴欧途中，他在船上把这些日记整理成《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手槁，寄给了马千里。（17）马想将其发表，但周没有同意。
7 月 6 日至 8 日对拘捕学生进行了审理。周恩来给自愿免费为其辩护的律师刘崇佑（18）写信，干净利落地提出了四点辩护词。周恩来在法庭上起立作义正词严的申辩。他在囚牢里曾被剃光的头发此时已又长起来。“我们只是要求见省长，递交请愿书，这是犯了哪条王法？”辩护律师刘崇佑也据理力争。法官们害怕被指责是卖国贼，只是宣布犯了骚扰罪便把被拘人员释放了。
此时他们都成了英雄。不少人要给周恩来说亲。刘律师也暗示他有一位漂亮的侄女……周的回答是“国家需要我们的全部精力。”
当年 8 月，周恩来和 11 名觉悟社社员到北京，在陶然亭公园里同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四个团体的青年一起座谈，共同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应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还有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是身材矮胖、说话轻快、笑容满面的李大钊。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周恩来的答词显得不太自然，政治词汇如此之多，令人纳闷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他。也许是他在狱中所阅读和宣讲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影响了他的风格。他指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勿庸置疑，在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中，完全可以为酝酿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找到成员。马克思主义小组正在中国国内和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与劳工中产生和发展，最终它们将凝聚成单一的政党。李大钊征求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周和其他潜在的共产党员被叫至北京大
学会见一位俄国教师。恩来没有给这位俄国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周象往常一样显得有点矜持。于是，其他青年，而不是周恩来，被挑选送往莫斯科接受训练。
但是，李大钊希望周恩来能前往欧洲，首先去法国。尽管周尚未择定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李看出这位年轻人潜在的组织才能，他的能言善辩和超凡的魅力对于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政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当时，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到欧洲留学，他选中了周恩来和李福景，并为他俩向中国驻英国的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信。周恩来决定去欧洲并非偶然，他在狱中写那首诗时，就流露过这样的想法。
邓颖超留在国内负责觉悟社的工作，并担当周与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之间的联络工作。她给他织了一件毛衣，以御欧洲冬天之寒冷。在毛衣领子的内侧，她特别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依然很贫穷。为支付前往法国的路费，总是乐于助人的严范孙尽管对周的学业成绩感到失望，但信任周，给了他 500 元钱。律师刘崇佑似乎也钦佩周的真诚和品德，也给了周 500 元钱。这便使得周能干 1920 年 11 月 7 日去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他乘的是下等舱，行李袋里装着一本中法字典。共有 197 名学生乘这条船前往法国的马赛。
注释
本章所用资料来源于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保存的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等书中。
① 绍兴是周氏祖籍所在地，因此，尽管周恩来出生于淮安，其籍贯还是绍兴。
② 中国有 56 个民族。回族是中国的穆斯林，是阿拉伯或波斯移民的后裔。周恩来后来满脸大胡子，这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这也许表明其祖先曾有阿拉伯或回民的血缘。
③ 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资料。
④ 陈独秀（1879—1942），五四运动的先驱之一，1921 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1927 年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当时创编的《新青年》杂志，对中国知识青年有巨大影响。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中国共产党人生平字典》。
李大钊（1889—1927），1914 年从日本回国后成为中国知识界最杰出的领导人。在北大任教，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有密切联系。1918 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与陈独秀都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
⑤ 1916 年 10 月 3 日周的剧稿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资料和《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 鲁迅原籍绍兴，原名周树人，母亲姓鲁，与周恩来似乎有某种远亲关系。
⑦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⑦ 整个事件似乎稍有夸张，也许是出于某种传说，把周在日本的活动描绘成他是一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⑧ 南开中学于 1919 年改为南开大学。1937 年 7 月遭日本人轰炸。1938年，南开师生身背书籍用具，跋涉数千里，迁至内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开又迁回天津。现在南开大学是中国最有名望的学府之一。
⑨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断言，毛泽东作出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的决定是由于周恩来对日本人民怀育深厚的感情。本书作者在 1988 年曾与这些历史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
（11）见迈克尔萨默塞尔著《中国西线》。1982 年伦敦出版。有关大战期间中国旅欧劳工情况的其他著作在法国也有所见。
（12）该军阀的名字叫曹汝霖。是出名的亲日派。
（13）关于觉悟社的规则，见《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参见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献和作者本人的文档。
（14）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15）郭隆真，又名郭淑善，是位回族姑娘，生于 1895 年。在 1931 年的反共大屠杀中遇害，1923 年成为中共党员，约有两年时间与周恩来一起在法国。
（16）李愚如，周恩来、邓颖超的朋友。1955 年，周恩来和邓颖超还曾一道拜访过李愚如及其丈夫——周恩来在南开的同学——潘世纶。他们的合照发表于《周恩来的童年》。
（17）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到法国后全部脱稿，邮寄回天津托同被拘于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的马千里修正、补充。1921 年春，《检厅日录》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续刊登。此时，马已失去在南开大学的教职，成为该报的编辑。1921 年，马在天津创办达仁女子学校，邓颖超在该所进步学校中任教。另一名教师许广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鲁迅的夫人。
（18）刘崇佑（1877—1941），律师。周恩来与他有许多通信，但是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中只存有一封信。
第三章 第三章 在法国学习革命（1920—1924）
—1920 年 12 月中旬抵法国马赛。
—1921 年 1 月初前往伦敦。—1921 年 2 月中旬回到巴黎。
—1921 年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学生中从事发展和组织工作，成为旅欧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1921 年 7—8 月领导拒款斗争。
—1921 年 9 月组织抗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虐待，但未领导“先发队”。
—1922—1923 年参加批判无政府主义，组织新党员从柏林转至莫斯科。
—1923 年夏奉命与国民党派欧组织建立统一战线。
—1924 年 7 月奉召离法回国。
—1924 年 9 月 1 日抵香港。
周恩来对于写信真是不厌其烦，每收到一封信都会回复五六页的长信。在 1919 和 1920 年，他给在日本的好友吴瀚涛①写了不少长信，请求他回国参加激进运动。吴被周寄给他的政论小册子吓破了胆，请求周与他停止通讯，“我们的观点总是不同……让我们各持己见吧……”他与他的妻子曾是周的忠实朋友。吴的妻子还曾卖掉自己的一只戒子和一条项链作为周回国的费用。但是，不论是她，还是吴，都缺乏驱使周恩来投身革命的那种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
在欧洲的四年时间里，周写了数以百计的信，邮寄了数以百计的明信片。单是邓颖超一人便收到了 250 多封信。在他搭乘“波尔多斯”号邮船前往法国的途中，每经停一个港口，从西贡、新加坡、到科伦坡，他都要写信。在每一个港口，当时还是法国或英国的殖民地的那些国家，船上的中国学生都受到歧视，上岸都需有通行证，而船上的欧洲人则来去自由。恩来感叹道，“我们感到中国人被瞧不起。”在西贡，大批华人挥舞旗帜，点燃鞭炮，欢迎中国学生。恩来在 11 月 16 日给弟弟恩寿的信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西贡虽说是安南地方，我国人居住这里的很多，也是一个海外华侨聚集地啊。”
对于西贡，他描述道，“如同天津一样。河身九曲三湾，直通海口，大船一直进入，紧靠码头。”在科伦坡，他看到许多苍蝇叮附在骨瘦如柴的筑路工人的身上。”他们被当作了畜牲，没有被当作人。”周对这些工人所受的欺压和蹂躏非常愤慨，对同学们说，”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一个国家的衰亡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我们到外国去就是为了学习如何改变这种衰败现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他手里拿着字典，试图与法国和印度水手交谈，他迫不及待地要掌握法语的某些概念。12 月 13 日，“波尔多斯”号在马赛港停舶。华法教育会的一名成员在码头接他们，把他们送上前往巴黎的火车。在巴黎，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呆在一起。在话剧《一元钱》中，李福景曾扮演男主角，周恩来扮演女主角。漂亮的刘清扬及其丈夫张申府也到了巴黎。他们是搭乘“大山”号轮船在周恩来之后于 12 月 27 日到达法国的。恩来喜出望外，尤其是因为一年前刘清扬还曾与他一道进过监狱。张申府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肩负着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发展党员的使命。
周恩来抵法不久，便卷入了学生与华法教育会之间的纠纷。华法教育会是用庚子赔款中的部分拨款建立起来的，负责中国学生的“工作和学习计划”。庚子赔款产生的背景是：1900—1901 年中国人民掀起对西方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领头的是一批自称“义和拳”的人。西方为了镇压这些反抗，1900年夏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在义和团失败后，作为对中国的惩罚，西方要求中国付出一笔苛刻的赔款，西方起名为“拳手”赔款（中国人称之为庚子赔款）。据说这笔赔款数额相当大，需要 39 年才能付清，当时规定中国政府用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随着新学堂的建立，西方对华政策有所缓和。西方感到，通过培养一个“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进行文化渗透比起迄今一直使用的残暴方法较为妥善。于是，部分经费便被用来资助旅法和旅比的中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