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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
越南问题又摆了出来。巴黎谈判拖延不决，北越代表黎德寿建议基辛格抛开西贡政府首脑阮文绍，“以便于达成协议”。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基辛格觉得所有越南人，包括阮文绍在内，部让人十分厌恶，但又不可能用一个暗地里听从河内的人来取代阮文绍。周在一次与固执的越南人会谈中建议河内与阮文绍达成和解。生性多疑的越南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想保持越南分裂的阴谋。周对基辛格说，中国绝不会对越南施加什么压力。他劝尼克松尽快撤军。“这是最紧迫的问题。民主党说你到中国来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样对你就更难办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显得有点激动，又说：“你们撤得越晚，就越难办。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着越南发生的事情。越南人在为他们的国家而战斗，只要他们继续战斗，我们就必须继续支持他们。”（12）
当从前的敌人撇开成见、彼此开开玩笑时，气氛就要融洽得多。最快活的莫过于向从前是敌人而现在成了朋友的人承认过去自己脑中形成的对方的形象。周有一肚子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讲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在日内瓦时因为杜勒斯有令不让握手，结果只好右手拿着一杯咖啡，“却用左手摇摇我的胳膊”。周对“铁板一块”这个说法若有所思他说道：“现在我们明白了，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当尼克松问到一个有关伟大舵手毛的问题时，周语气极为和蔼他说：“但舵手也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会有灭顶之灾。”
尼克松回到华盛顿，碰到的是一桩令人不安的事，越南出动 20 万军队在四条不同的战线上发动了一场强大攻势。这个情况迫使尼克松再次开始对北纬 17以北 100 公里的地区进行轰炸，轰炸则招致中国和苏联的强烈抗议。但是莫斯科没有因此推迟原订 5 月举行的首脑会晤，这次会晤实际上正是在轰炸最猛烈的时候举行的。当美国人压俄国人向河内传话时，莫斯科则冷冷地一言不发。
1973 年 1 月 27 日，参加越南问题会议的四方在巴黎郑重签署了协议。《星条旗》杂志说：“一切都已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大口气。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战争仍在进行。
不过，周的确感到轻松了一些。毕竟结局已经不远了。美国人会被打败的。周的想法很实际，他盼着对越援助能有所减少。价值 200 亿美元的物资和装备送给了兄弟的社会主义越南，而且是分文不会偿还。
＊＊＊
1972 年夏天，周恩来尿中发现有血，他接受检查，经过化验，诊断为膀胱癌。那年夏天我见过他。那次我和路易艾黎在机场坐着，等候欢迎某位贵宾。这时周来了，他从用过多年的那辆波兰车里出来，还象以前那样敏捷、活泼。路易对我说：“你不觉得周恩来太单薄了吗？”他知道内情，但没有说下去。这只是一个暗示，可周看起来身体还这么健康……
中国总理的健康状况以后也一直是绝对保密的。但他的死对头是知道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等着瞧，这些人因为周把美国总统请到中国来，立下了非凡的功劳而相形见绌。他钓到了一条大鱼。但如果周病了，他们就有了希望。紧接着又是一场新的权力之争。这时。也就是 1972 年夏天，周恩来 74 岁。
注释
①引自与龚澎及她丈夫、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谈话。
②周几次讲到不会与苏联发生战争，特别是我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关于中苏可能爆发战争的书送给他时，他又谈到这个问题。
③艾蒂安；马纳克著《远东回忆录》，巴黎法亚尔出版社。本书对“文革”期间和法、美、中之间的谈判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对法国和中国在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也有详细的精彩描述。
④引自作者对马纳克的采访。
⑤引自作者 1988 年 11 月在法国费尔昂塔德努瓦镇对诺罗敦
⑥引自与章文普就通过朗诺运送武器问题的谈话。
⑦引自对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采访。参见周恩来 1970 年 4 月 30 日的讲话及 1970 年 5 月 5 日关于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信件。
⑧关于河内的报道，引自 1988 年 10 月作者与外交部长阮基石的谈话。
⑨见前章。关于埃德加斯诺访华一事，我曾于 1969 年采访江青时为斯诺说情。后来我得知这也是同一直希望能办成的事，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很明显，江青当时对作者有好感，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
⑩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伦敦韦登菲尔德一米科尔森出版社，1979 年出版。见第 701 页及以后页数。
（11）联合国投票结果是：76 票赞成恢复中国席位、驱逐台湾，35 票反对，17 票弃权。
（12）菲力普法兰奇尼《印支战争》一书对越南战争有出色的描述，巴黎皮格马利翁出版社，1983 年出版。另注：本章许多材料来自作者私下谈话，对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这一过程全面而详尽的描述，作者谨表感谢。
第五章 规划中国的未来（1972—1975）
——周继续为重建中国、开辟未来而努力，着重强调科学与高技术
——周遭到“四人帮”的攻击
——矛头对准周的“批林批孔”运动
——外加“批周公”
——尽管如此，周依然进行党和经济的重建工作
——1975 年 1 月宣布四个现代化计划和中国向世界开放
癌症专家吴桓兴（又名乔治与我曾于 1935 年在比利时一道学医。乔治于 1936 年回到中国，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他出生于毛里求斯一个富裕华侨家庭，热爱祖国，决心与祖国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在吴大夫的指导下，中国的癌症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癌症早期探索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贬斥，红卫兵两次抄了他的家，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里的“造反派”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周恩来设法使肿瘤医院的革委会由李冰领导，她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弥勒佛”李克农①的女儿。即使在“造反派”拿走了病人的病历档案，指责乔治把这些“国家机密”泄露给外国医生的情况下，李冰还悄悄地允许乔治象往常一样工作。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北京更宾客盈门，一批批国家元首前来中国，与周恩来会晤。1972 年 5 月，周已开始出现患有膀眈癌的症状。6月，他前往医院作彻底检查。一组癌症专家得对总理的健康作出判断。乔治吴是其中之一。可是，当他走到周的病房门口时，卫士把他拦住了：“你不能进去。”
乔治是“资产阶级分了”，不是党员。江青曾声称，“我们怎能把总理的生命交给一个不可靠的资产阶级分子呢？”然而，她本人却曾多次要乔治为她效劳。“她把我从医院叫去。我在她住处得等上一个星期，才能见到这位反复无常的女人。”
总理的病情是国家大事，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监督对周的医疗，该委员会中有江青的两名追随者：张春桥和王洪文。
王洪文是如何坐“直升飞机”突然登上如此高位的呢？他曾在上海第 17棉纺厂当基层干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当过战地通讯乓，33 岁时被中央文革小组选中。1969 年，他的许多支持者成为党的九大代表，他当上了中央委员。1973 年进入政治局。有些档案材料似乎表明，那是因为他在林彪的垮台中出了力。就这样。上海帮，也即是在 1973 年由毛泽东起名的“四人帮”②，形成了。
我的朋友乔治，吴大夫告诉我，”由于江青和王洪文的缘故，周恩来未能尽早动手术。我提出尽早动手术的建议被否定了。总理有心脏病，动手术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周恩来逝世后多年，乔治吴和我谈起周的晚年时，还禁不住老泪纵横。
对于那些不知道周己患癌症的人来说，1972 年是他的胜利之年。那一年，他显得完全控制了局势。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开始描绘中国未来的蓝图。他心里明白，他生命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了。
在日理万机的辛劳工作之后，周恩来的睡眠时间更少了。每当在床上躺下休息时，他有没有在心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回想那些激励自己的信仰呢？青年时期，周恩来就坚信人的精神。对他来说，革命永远不会仅仅是一个机械的、社会物质的进程。他在 19 岁那年曾与道，“人心也必须变革”。1938年，他曾在武汉对美国主教鲁茨谈到过他对“新人”深信不疑。佛教对他的信仰也有影响：他认为人必须力求精神上的完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宏伟胆略，及其对群众的吸引力曾一度使他倾倒，然而接着而来的是幻想的破灭。“文化大革命”就如所有的人类动乱一样，给许多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借口，滋主了贪婪、野心和残杀。现在他和毛都已年老。但是人必须生活和吃饭，必须受教育，一个国家必须进步……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周着手为活着的人建立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基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重新掌握对党的控制，使党的机器恢复正常运转。相信人民群众当然不错：有朝一日，群众可能变得无比聪明。但是，有必要确保行政管理、制订政策，以实现使中国“现代化和繁荣”的伟大目标。然而，除非党重新掌握领寻，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他的影响下，巧妙地提出来的政策与“左”派提倡的那种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在某些方面，也与毛阐明的那些政策相违背。但是，毛多次改变过自己的主张。他常作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讲话，而每次讲话都象是一道圣旨。“四人帮”总是迫不及待地攫取他的片言只语，当作新的“最高指示”。周恩来也如法炮制。周定期地向毛汇报工作，并带回毛的默许，即对周作出的决定的默许。“四人帮”则把年迈的毛包围起来，哄骗他说出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话。周总是引用毛的另一些话来对付。
1972 年夏，政府机构重建工作开始明显加快。1969 年有 18 个部委可以进行工作，到 1973 年底增至 31 个。计委于 1972 年 7 月恢复。省政府里的军代表数量从 57％降至 40％，党委书记回到自己的岗位并重新履行职责。这些复职的安排在周的一封信中有所描述：“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③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清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在得到了毛的赞同之后，周恩来开始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他把他们都请了回来：谭震林、李井泉、邓小平。
1972 年初，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立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意思传出去。到 1973 年 3 月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就发出了。周很快为邓的夏出作出具体安排。同年 4 月在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举行的宴会上，周和邓小平并肩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而发出了邓重新进入领导层的信号。我一眼就认出邓，不用别人告诉我，我就发现他在场。他仍由一位公安人员陪同，宴会结束时，他从后门离开。不过从下一次宴会开始，他就通过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