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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追溯到 1956 年他推行“双百方针”那次不成功的尝试。然而，毛坚持己见，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反对刘、邓集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重新焕发青春。
周主要关心的是保护科学家。为此，他被迫放弃文化部。文化部以及曾经是刘、邓堡垒的中宣部和新闻机构，现在落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手中。周也失去了对教育部门的控制，尽管他通过外交部长保留住外语学院以及其他培养未来外事人材的院校。一段时期内，他掌管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及其下属各个部门。后来那里的人员都下放接受再教育去了。1967 年下半年以前，他让陈毅主持着外交部。他试图保护艺术家、歌唱家、演员和作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他的朋友。许多人都去过他家，与他一道共享简朴的“两菜一汤”。但是在保护他们这方面，周也并不成功，他的好朋友郭沫若则是一个例外。（11）郭事先早已得到了警告。4 月初，他做了一次精彩的自我批评，声称自己写的书应当全部烧掉。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幸免于难。但是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表现出如此高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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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8 月 18 日，50 万红卫兵首次到tian安门广场游行。在以后的四个月里，毛、林彪、周恩来 8 次检阅红卫兵。总共有 1300 万中国的青年人参加了这些接见、检阅，他们免费乘火车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还必须为他们提供食宿。照顾数以百万计的红卫乒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恩来的责任。只有他办事可靠，而且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大民主、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这些都是赋予红卫兵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头脑发热、所作所为毫无顾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红卫兵当中许多人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残暴？恰恰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红卫兵变得十分野蛮、凶残。我接触过许多以前的红卫兵。他们们心自问，是什么感染了自己，驱使他们使用暴力。（12） 他们当时受到大规模宣传的影响，他们听信了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煽动性的讲话。但是，他们别出心裁、想出来的惩罚方式完全是封建式的。这一封建主义的集中表现及其对人们心理上产生的影响，迄今还没有人来加以探索。也许“文化大革命”为青年人提供了发泄残暴感情的机会，使得在儒家与共产主义集权制下深受压抑的冲动感情得以爆发出来。对某些共产党员施加暴行也是对数千年来屈从长者统治以及统治集团的严密控制的反抗，而得到某种精神上的解脱。
看来周当时仍然希望，游行、欢呼、喊口号等会因这些青年人精疲力尽而很快消失。在 9 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提出“必须重视生产问题”。这是限制红卫兵行动的一个策略。9 月 27 日，周在国务院说，党必须控制局面，权力不能交给乌合之众。直到 10 月 1 日以前，周似乎还认为，党的力量足以疏导、控制红卫兵。一位忧心忡忡的大学校长满怀希望地问陈毅：“总理现在肯定会扭转局面吧？”陈毅只是晃了晃脑袋，未置可否。
10 月 1 日那天，林彪的讲话彻底粉碎了周的希望。林彪现在是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总是与毛形影不离。林身材瘦削，面色灰黄，一顶军帽紧紧戴在他的秃头上。他总是匆匆地跟在越来越肥胖的毛的身后。
“我们一定要打倒走资派……我们一定要铲除旧文化、铲除旧习惯、旧势力。”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林每句话都要重复三遍。林彪讲话之后，周以带着倦意的嗓音表扬了红卫兵，但同时提醒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还有江青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激进的王、关、戚（13）三人蓄意唆使青年使用暴力。红卫兵抄家，毒打党员和干部，私设公堂审问他们。有时，这类审问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红卫兵轮流换班审讯，不让被审的人睡觉。
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单位以及所有部委都有“革命造反派”，他们是一些职务较低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打倒“走资派”的名义下冲击他们的上级。这使得周管理政府事务异常困难。一个又一个的部长、司长、局长受到冲击，或被拉去“批斗”。批斗意味着数小时的审讯，或者遭到毒打，甚至濒临死亡。
周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昼夜不停，求援呼救声不断。他的一位秘书建议换一个电话号码。周恩来生气他说：“什么？换了电话号码他们怎么能找到我？”每天，数百封信寄到他的办公室，恳求他出面干预、救人……
因为他依然是中心人物，他有能力进行干预，而且确实也在干预。他主持国务院和政府各部门，但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日益减少，他的部长们不断地消失，以致他被迫亲自动手写信。一段时期里，他手理的工作人员从几千人减少到二三百人。
他忍受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公开谴责刘、邓是走资派。邓小平被赶下台后，周还要接管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破四旧、立四新”是句口号，破四旧的意思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抄家的红卫兵来说，破四旧意味着没收、毁坏一切“旧的”东西，比如古董和书籍。周试图加以制止，不论是从资本家家中，还是共产党党员干部家中抄来的东西，必须交公，有价值的必须存放在博物馆里，为了保证所藏物品的安全，他下令关闭各个博物馆。许多在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都归还原主了。周制定了一份列为国家珍宝的纪念物和庙字的清单。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以及其他许多古代庙宇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在西藏、云南、四川，当地的红卫兵无视这些命令。周孤身一人，无法阻止年轻人靠践踏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来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世界”。
为了救人，周出面干预……可是，有时太迟了，有些人没有得救。例如他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在遭受 40 多天的折磨之后，死于武斗和严刑逼供之中。周恩来说：“我感到万分气愤”，“文革”结束后，那些有犯罪行为的人受到追究，并绳之以法。
几个星期过去了，暴力行为有增无减。对周来讲，生活好比一场醒着的噩梦。然而，他照样挥动着小红书，与康生、江青一道乘着吉普车，同他们一样喊口号。
邓小平在后来谈到周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和他的许多同事也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也是为了保存别人……他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他没有陷于绝望，也没有因而精神崩溃。
曾经多年担任周的秘书，并善于思索的浦寿昌说：“周恩来面临两种抉择，无论哪一种部需要他做出完全的自我牺牲。”
他要是否定、谴责“文化大革命”，他就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牛鬼蛇神”，“而且没有人再去跟随他了。”假如情况如此，中国人民、中国的经济、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极端分子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党的垮台。赶走刘、邓之后，除了毛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享有周的地位和影响。
周的另一位助手和我谈起“敬爱的总理”时，他说，“毛也需要周恩来。尽管毛利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运动，但他十分精明，不会不保留周恩来，以控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的。”毛对在自己面前告周恩来状的人反复说：“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他是个大管家。”
黄华说：“周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他不争权夺利。他从不向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有一天动乱结束，他依然在位，他会使一切都完好如初。”
另一位前大使说：”我认为周想起了孩提时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那就是胯下受辱的韩信。周在 1928 年不是就说过，为了革命我们可忍辱负重吗？”
他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他在那些岁月里顽强地忍受着痛苦。但是他挽救了无数的男男女女。经济专家陈云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
“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才清楚他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了地狱。”
十八层地狱……对于“文革”的幸存者来说，“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然而，或许有一天，毛发动群众运动反对共产党内官僚机构的行动会得到更客观的评价。
不过，在 1966 年、1967 年，对许多党的老干部来说，确实好似地狱一般。他们全都寄希望于周。周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入地狱，谁能拯救那些身陷地狱的人呢？”
从 1937 年开始，直到治理国家的最初岁月里，周都坚持与非党人士的合作。现在，他极其关心、保护党外人士，使他们免遭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起来的暴力的冲击。他深感责任重大。正是他自己使许多知识分子站到共产党的一边。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期间，他目睹了一些知识分子遭受到的羞辱和摧残。当时领导这场反右派斗争的人绝不容许任何反对共产党组织的言行。
一位著名学者的家被抄之后，向毛写信诉说。毛在信上批道：“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收到信后，周以此为依据，不仅使该学者被抄的物品如数归还，住所得到保护，而且还拟定了一份“保护对象”的名单。名单上还包括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所有人大常委委员、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最高法院的法官、政协主席和副主席。还有象蔡廷谐、傅作义等前国民党将领。对那些遭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周把他们送进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三○一医院保护起来。在医院里，知情的医生们诊断他们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不准他们出院……几年之后，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安全地再度出现。在周的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宋庆龄。她住在一所宫殿般的住宅里，自然而然地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红卫兵冲进了她的家，要把她的长头发剪掉。周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地制止了红卫兵的行动。他严肃地向他们讲述了宋庆龄对中国做出的伟大贡献。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周于 1966 年 11 月主持了一次有两万人参加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重要集会，并指示要保护好孙中山的铜像以及南京的中山陵。
一份有关 61 名先后遭国民党监禁后获释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传播开了。名单上的人全都是刘少奇的人，或者被说成是刘少奇的人。现在，这些人部被打成“叛徒”，要不然他们怎能从蒋介石的监狱里活着出来呢？他们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据说毛亲自“圈点了”他们的名字。周事先通知了名单上的薄一波。（14）薄试图离开北京，但被发现后押送回北京，薄本来可能性命难保，但周设法将他送进了三○一医院，因此薄时至今日依然健在。然而，61 个“叛徒”中的一些人则成了牺牲品，最后周恩来亲自给毛写信，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