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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④
周恩来很少过问社教运动。他经常外出，各种各样的活动甚多，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处理教育问题上。教育机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地方，然而周发现，高级干部的子女大部比较缺乏社会觉悟，这是很令人不安的。他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有一种厌恶体力劳动的倾向，一种传统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工农出身的年轻大学生羞于提起自己的家庭成份。周恩来赞成学校的课程应包括体力劳动。在他的命令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沿海大城市，走出过去那种作茧自缚式的生活，到内地新建的城市、医院、工厂和大学里去工作。陈毅有一次毫不隐讳地对我讲：“我们正在培养一代新的官僚阶层。这些人成天只是想衣服口袋里插着自来水笔，一辈子舒舒服服地坐办公室。”周恩来也说：“知识分子必须受到尊敬，但是他们必须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赢得这种尊敬。”每年的中学毕业生有好几百万，如果人人都只想在大城市里坐办公室，哪里有这么多办公室可坐的？
社教运动没有进展。毛这回输了，他把注意力转向军队。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以后，中国军队模仿苏军的漂亮军服、金色帽缏和镶边统统给换掉了。现在，除了布料的质地不同，当官的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以外，官兵的服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由退伍老兵率领的军人进驻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在工厂，企事业，银行，邮局，研究所，大学，各部委，甚至外文出版社，到处都可以看到谦逊的，热情而笑容可掬的年轻士兵。他们是到这些单位来“学习”的，但同时也是来宣传解放军高尚品德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军人英雄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向解放军学习”成了最新的口号。
毛让军队进驻党政机关的这种作法是为他脑子里正在酝酿的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做准备工作。
周恩来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他去见毛泽东，指出虽然社教运动的搞法“违背了原则，变成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但也不应由此而过高估计党内“资本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搞掉刘少奇和他手下所有的人。
1964 年冬，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时，曾问周恩来他能不能跟刘少奇谈一次话。周反问道：“你为什么现在想见他？”斯诺提醒周说，1936 年他是在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的干部的帮助下才得以辗转到了延安。周于是安排斯诺参加一次宴会，出席那次宴会的有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以及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在宴会上，他们谈笑风生，气氛十分友好、融洽。宴会结束时，周对斯诺说：“这回，他们几个你都见到了吧。”斯诺得出的印象是周不大愿意让他和刘少奇见面会谈。毛把斯诺看成是他自己的私人朋友，斯诺不懂得他要是单独和刘谈话，这对毛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
刘少奇在党内有不少支持者。可是为什么他就不能象莫斯科党代会上的那些人让赫鲁晓夫下台那样对付毛呢？刘在军委也有他的支持者，尽管毛是军委主席。为什么刘不能把毛“挤掉”？他是不是想过要这么做？
看来，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举棋不定。毛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常常不听他的，有事也不跟他打招呼，发指令也不同他商量。但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想暗中彻底tui翻他。也许他们低估了毛和他的胆略。
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是个四川人，高高的个子，英俊而果敢。他是军委的一名常委。1965 年 5 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文中表露，战争的危险来自美国，其他只是一些次要问题，他还赞成中国参与越南战争。就在罗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几天，在 4 月 29 日，周再一次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不侵犯北越，如果美军不超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是不会出兵的。”
1965 年 11 月，毛泽东开始认真地向他的反对派发起攻击。一段时间以来，毛一直在谈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中国的书刊，戏剧已经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毒素所侵蚀，因而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观念上来个变革。周恩来曾扼要地跟我说起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想法。他说：“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个彻底的变革。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他的话使人觉得“文革”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练，一次思想上的教育。似乎只要思想上下决心，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时，谁也没料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会变成那样子。
毛首先拿在北京上演的一出戏开刀。这出戏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剧中主角海瑞是明朝的一名官员，曾公开批评皇帝的错误。毫无疑问，剧中的海瑞被认为是影射的现实中的彭德怀。彭德怀敢于说真话，结果被毛罢了官……至少毛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毛下令调查这件事。于是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调查文化领域里的重大问题，首先从《海瑞罢官》开始。11 月，上海一名年轻的政治文人姚文无⑤写了一篇批判《海瑞罢宫》的文章。姚后来是毛夫人在“文革”运动中宠信的笔杆子。姚的文章首先在上海发表，然而彭真拒绝在北京转载这篇文章。当时毛认为北京他管不了，所以每年要在上海呆不少时间。上海为毛专门修建了一处住宅，周围有数公顷的园林。周恩来到上海去见毛，毛在这里接见了周。他和颜悦色地对他的总理说：“是的，文章应该发表，以展开一场对文化艺术的讨论。”周回到北京后立即劝彭真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有人说按语是周同意了的）。⑥按语强调转载的目的是为了展开一场辩论以识别文学作品的好坏。整个冬天五人小组一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拖着。12 月，毛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总参谋长罗瑞卿，说罗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审问和“改造”罗瑞卿这个难差交给周恩来去办。罗是周恩来的朋友。周的朋友中包括陈毅等人。周是军委副主席，罗是总参谋长，周和罗因而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看来罗是赞成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这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正好相反。但是罗坚决不承认他反对毛泽东。真正考验罗的时刻是 1966 年 3 月份。他连续遭到军队指挥官的批判，有冤难辩，决定以死抗争，遂于 3 月 18 日从关押他的高楼纵身跳下。但他没有死，只摔断了一条腿，不得不进行截肢。
1966 年 2 月，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关于《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和学术讨论情况的汇报，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五人中有四人认为吴晗并不是执意要攻击毛和社会主义。彭真大胆他说：“我们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整个 12 月和 1 月，周一直忙着召开棉花会议、交通运输会议和植树造林会议。他刚从华北视察旱情回来，又在着手研究在长江再建一座大水坝的计划，原来考虑的坝址要改变，计划把长江水引向缺水的北方。
彭真亲自带着《二月提纲》去见毛。毛当时正在杭州过冬。彭从杭州回北京时说毛对《提纲》是满意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3 月 28 日，毛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刘少奇和他的妻子正在巴基斯但和阿宫汗进行国事访问。
五人小组中，只有一个人不同意《二月提纲》所得出的结论。这个人就是康生，一个香烟不离口，阴险毒辣的安全部门的头子。⑦这次他又要成为风头人物了。
在 5 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停职。同时停职的还有宣传部长，文化部长，以及刘少奇手下各大报刊的主编。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他拿出彭真保护副市长吴晗的勇气来为彭真辩护，如果他把他的支持者都联合起来，也许有可能制止毛。但是，刘少奇不是一个战略家，也许他不愿意使党分裂。他迟疑再三，最后决定让步。他没有为彭真辩护。或许他认为把彭真搞掉后毛就会消气，到此为止。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毛的支持者都出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恩来没有到会。4 月 26 日到 5 月 11 日，他陪着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东北参观。
周回到北京时发现局势骤变，他不得不再一次采取中间立场。现在一切都明摆在那儿。中国的政治斗争牵涉到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注释
①与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毛泽东传》等好几本关于毛的书都提到这次谈话。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英文版）。
③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 泰维斯所著《四清—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研究论文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
④《毛泽东传》（中文版）中没有提到此事，但“文化大革命”中有过报道。
⑤姚文元，生于 1931 年，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密友，“四人帮”成员之1
⑥按语不是周写的，但他没有反对按语的内容。
⑦康生，见第一部关于延安整风的章节、整风期间康生诬谄和迫害了许多党的干部。又见第三部，他成为“四人帮”的主要顾问。参阅康生传记以及罗歇法利戈和雷米考弗所著《康生和中国的秘密警察》，1987 年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出版。
第三部
第一章 身陷十八层地狱（1966—1967）
——周恩来参加 1956 年的八月会议，力图修改有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1966 年 8 月，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会持续很久，但是担心对生产有影响
——10 月，周注意到“文革”中出现的暴力行动，并想方设法阻止其蔓延
——1966—1967 年，周挽救了许多党内、党外人士的生命
——周未能解救贺龙以及周本人的养女孙继世
——周表面上赞成“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试图照常管理国家，使主产继续进行
素来不爱发火的周恩来躺在病榻上，怒气冲冲地提起“文化大革命”：“大热天起鸡皮疙瘩，真令人难以想象。”成群结队的红卫兵长达 22 个小时的轮番围攻，使得他心脏病发作了。他一直毫不动摇，象往常一样同红卫兵们谈话，直到嗓子嘶哑、精疲力竭为止。从 1966 年的 11 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周一直患有心律不齐、气喘、昏厥等病症，每天要四次服用治心血管病的药帆然而，每当他从持续几分钟的昏厥中苏醒过来仅半小时，就会站起来，把医生支开。尽管双手还在颤抖、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他还是说：“我们现在继续工作吧……”
1988 年 10 月，聂荣臻同我谈起“文革”那些年月时，对我说：“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竟是如此的激烈。疯狂。我们毫无准备。”①面对充满暴力的‘气文革”，这些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清洗以及战斗的老干部也感到不知所措，情绪低落。一年以后，毛坦率地对他们说：“你们把‘文革’称为动乱，你